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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史观以“己意”解史
2018年10月30日 07: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司马双龙 单虹泽 字号
所属学科:哲学关键词:理学;六经;心学史观

内容摘要:以往,学界虽普遍注意到阳明心学对程朱道学之反动,并站在宋明理学发展的整体视角对心学作出了定位,但对后者的历史哲学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每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产生相应的历史观,对于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明代而言,心学的出现势必衍生出一种不同于官方学说的新史观。理学史观以理为准绳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理学史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着统治地位。阳明早年,亦奉朱子学为圭臬,经龙场悟道,乃觉知程朱理学心、理之分齐,故阳明力图将外在的天理融摄于主体之中,使本心从天理的权威下解放出来,并获得极大的自主性、创造性。心学史观的形成,打破了理学以天理为历史之主宰的传统,而将天理收摄于一心之中,以本心为历史之主体。

关键词:理学;六经;心学史观

作者简介:

  以往,学界虽普遍注意到阳明心学对程朱道学之反动,并站在宋明理学发展的整体视角对心学作出了定位,但对后者的历史哲学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每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产生相应的历史观,对于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明代而言,心学的出现势必衍生出一种不同于官方学说的新史观。

  理学史观以理为准绳

  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理学史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着统治地位。理学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理”作为衡量、判定历史的尺度。以朱熹为例,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他以天理为核心范畴,构建出一整套庞大精深的思辨体系。在朱熹看来,历史不过是天理的流行发用,主张观史必以理为准绳,否则“看史只如看人相打”。可见,在朱熹那里,义理为本,史事为末,如钱穆所言,“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益,粗精俱举,体用皆备。就某一意义言,则史学属于外末,只及人事粗处用处。若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为朱子所不许”。故,朱熹尝试以天理涵容全部历史,而必使二者相参,若义理未明而读史,有舍本逐末之弊;若义理已明而未读史,则不知兴衰得失。以天理为普遍原则和准绳,对历史的评价自然包含了理学立场内的价值取向。

  依朱熹之见,历史呈现出一个不断倒退的趋势。三代之时是王道社会,古之圣王“至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汉唐时期的君王虽居功至伟,然其功业却基于智谋、心机,“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站在理学角度上看,历史的王霸之辨暗含天理、人欲之别。故朱熹言,“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

  心学史观侧重以个人主见断史

  明初学人史观,大略仍未从理学传统转出,普遍认为史学地位当从属于理学。直到阳明心学出现,明儒史观始现别开生面之风气。阳明早年,亦奉朱子学为圭臬,经龙场悟道,乃觉知程朱理学心、理之分齐,故阳明力图将外在的天理融摄于主体之中,使本心从天理的权威下解放出来,并获得极大的自主性、创造性。在这种本体论之预设下,心学史观也展现出与理学传统不同的一面。较之朱子学所主张的经学先于史学、天理先于史事,阳明提出了“六经皆史”“六经注我”的见解。在他看来,所谓经、史,不过一事,“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云“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按传统的理解,六经中只有《春秋》可称作史,但是阳明却赋予了其他经典以史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根源上讲,经与史皆是“道”之记籍,为“道”的现实呈现;另一方面,从效用上讲,无论是经还是史,都能够起到示善惩恶之功。

  依前一个方面看,阳明之史观承认史为“道”之所载,似与朱子学并无不同,然阳明又有“六经注我”一说,彻底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此说发端于象山,至阳明而煊盛。阳明认为,若一味读经、解经而不知反求诸心,则违道远矣。故阳明云“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按此逻辑进路,阳明进而将“六经”与本心结合起来,而以后者为主宰。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阳明批评了传统的那种“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的治经之方,而将经典作为本心的记籍,治经之目的乃在明心。综合“六经皆史”“六经注我”二说,可知阳明实是以心体为基础,将历史展开为本心的流行,而经典作为一种现实载体正是对前者的验证。

  从这一点出发,阳明认为,王道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欲对人心的蒙蔽。他说:“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殁,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依阳明,三代之后的历史是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而其原因正是人心的没落。在西方,黑格尔哲学同样表现了主观精神和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黑格尔的主观精神称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是主体世界,它依靠自身而存在,决定着物质世界,因而是绝对自由的。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即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过程,“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阳明以历史为心体的现实呈现,与黑格尔将世界历史作为精神之展开的观念若合符节。

  “三代之治”历来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典范与理想,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黄金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代儒者都在为实现他们心中的“三代之治”而努力着。诚如牟宗三所言,儒家以尧舜禹三代为政治之理想形态,“是将政治形态之高远理想置于历史之开端。是将有待于历史之发展努力以实现之者置于开端以为准则”。在阳明思想中,亦表现出一种实现“三代之治”理想的志向。但是,与前代某些儒者指望圣王或贤者出现来匡扶天下,阳明试图通过让所有社会成员“致良知”,发明万物一体之心,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

  心学史观存在牵强附会之弊

  阳明之心学史观,大略如上所述,逮其殁后,门下弟子往往亦持此说,而影响逾百年。如上所述,阳明建立了心学本体论,将外在的天理内化于本心之中,这就使得一切价值评估皆从个人认识出发,而历史意识亦是建立于道德意识之上。依此进路,则心学史观赋予了学者很大的阐释空间:较之于理学系统下历史必合于天理的价值构建,心学更强调从主观意愿出发,以己意解史,因而能够提出很多异于前人、较为新颖独特的论点。比如,谯周和冯道在正统的史家看来,皆为无节操的佞臣,但是李贽却通过以己意解史,肯定了二者的历史功绩:“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谯周之见,亦尤是也。”

  由此可见,心学史观侧重以个人主见断史,他们认为,因各人认识与看法不尽相同,故有无数条阐释历史的进路。这种以己意解史的态度打破了程朱道学以来僵化的论史风气,使明代的史论新意频出,不拘一格。不过,也应看到心学史观的消极一面,就是若以历史为本心之流行,则预设了历史以个人主观之任意发挥为转移,而废置了客观的价值标准。这就造成心学学者在解史的时候,为求新颖而不顾史实及价值取向,以至有随意而发、牵强附会之弊。总的来讲,阳明心学在中晚明之后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以至“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心学史观的形成,打破了理学以天理为历史之主宰的传统,而将天理收摄于一心之中,以本心为历史之主体。从本心出发解释历史,固然易于推陈出新,但完全从己意出发,也容易陷入牵强比附之过于主观化的危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哲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司马双龙 单虹泽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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