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以考古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手段，证明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走过的是一条多元一体化的道路，从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满天星斗”，到中原一枝独秀“文明核心形成”（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伴随着这一历程，各个先行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从全面繁荣，转变至龙山—二里头时期全面衰落；与此同时，中原和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巨变（参见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6期）。

　　在国家政权特征上，表现为以红山、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权与王权和军权结合且神权为主的模式，让位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与军权结合的模式（参见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3期）。

　　如果再深究一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和发展，之所以走多元一体化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各文明起源中心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经济道路。一条是商品经济基础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条是小农经济基础及其社会意识形态。这两条道路，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中的竞争、对抗与较量的结果，促使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中原小农经济基础社会道路的胜出，决定了中国文明核心在中原的形成。

　　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开始较早。长江下游崧泽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石器和玉器等小商品生产，社会财富积累快。而优秀的工商业主，通过扩大和垄断商品交易渠道、人脉资源以及“上层交流网”，成为贵族，引发了社会的等级分化。这在江苏连云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中已初露端倪。良渚文化则达到了商品经济文明的顶峰，出现了商品经济文明社会的中坚阶层——“中产阶级”。

　　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很可能也以低端石器工业商品和水稻商品粮为经济基础，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并且同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沿江石器和玉器工业贸易圈。由于商品经济基础积累财富迅速，因而在龙山时代之前的仰韶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化程度、富裕程度、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黄河中游地区。

　　同时期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经济基础不甚清晰，从文化上看，大汶口文化同良渚文化关系更加密切。近年来，山东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及其墓地的发掘，表现出明显的“中产阶级”存在的特征，显示出商品经济在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