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俄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初。据可靠统计，《论语》俄语译本至少有17种，包括变译本、全译本、叙事性译本和文学性译本等。《论语》的俄译为俄国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向中国文化的桥梁， 为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论语》在俄译介体现时代特色

　　《论语》俄语的译介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帝俄时期（1721—1917）、苏联时期（1917—1991）和俄罗斯时期（1991年至今）。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源于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1715年，彼得一世下令正式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东正教传教团，虽然其任务是进行传教和学习汉文等语言，但实质是刺探中国情报，以此配合其对中国进行的扩张。但不可否认，此举确实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如罗索欣、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他们在中国访学期间，开始接触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并进行翻译。可以说，驻华传教士团成员为俄罗斯汉学的开创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迎来了第一次中国典籍翻译热潮，瓦·巴·瓦西里耶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868年，他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并刊登在《汉语文选第二卷试读》上，还将《论语》作为汉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成为把《论语》引入大学课堂的第一人，促进了《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波·斯·波波夫是瓦西里耶夫的学生，因受老师和牧师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加入到《论语》研究及翻译中来。1910年，其《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出版，这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个最为系统的译本，对《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中苏正式建交，苏联开始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康拉德的《论语选》于1959年收入《中国文学选》，而波兹涅耶娃的《论语》节译本于1963年收入《东方古代文选》。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苏联掀起了中国儒学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关于《论语》翻译研究的大家。其中，卡拉佩基扬茨于1982年出版了《中国的儒学思想·理论与实践》，但该书主要介绍苏联各个时期儒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对儒学典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尚未过多探讨翻译的相关问题。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伊万·谢缅年科教授于1987年出版了专著《孔子的箴言》，书中附有《论语》部分俄语译文。同样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马拉亚温，于1988年出版了专著《孔夫子与〈论语〉》，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二部分的《论语》译文及其所作的注释。该译本吸收了历代俄罗斯学者《论语》译本的精华，称得上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是俄罗斯国内汉学研究的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学者们重拾对儒学的研究，希望从中汲取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思想，因此《论语》的翻译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戈拉瓦乔娃于1992年在《边界》杂志发表了俄罗斯第一部《论语》的独立译本。1994年，谢缅年科根据前作《孔子的箴言》修改和补译成的《孔子·论语》出版，译文的注释更为详尽。他的译本在俄罗斯发行量最大，再版次数也最多，对《论语》在俄罗斯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2000年，亚·斯·马尔德诺夫的《孔子·论语》出版，翌年修订再版并更名为《儒学·论语》。该译本对于儒学特有的文化负载词采用先解释词意再加注括号标注音译的方式处理，推动了儒学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同年，卢基扬诺夫发表了《论语》译著，其排版采用了类似诗歌的方式，语言更为凝练。随着读者理解力的提高和对儒学兴趣的加深，这一时期的翻译侧重点和角度也在改变，在传承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形式的对等，从多角度、多维度进行解读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