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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暨纪念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8年07月20日 20: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唐红丽 黄亚楠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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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唐红丽 实习记者黄亚楠)近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协办,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暨纪念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编辑部等多所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期刊杂志社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学术盛会。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张亚教授向会议致贺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教授、杨翼骧先生家属代表杨培林等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胜利主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炳文围绕《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和《天启起居注》进行探究。南炳文认为,现存明代起居注并非记录有关明朝皇帝的全部言行,亦并非只记录皇帝一人言行,标题中“万历”、“泰昌”、“天启”年号名称并不标志其书所记之事当即属于使用这些年号的皇帝之言行。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晋新以司马迁、班彪、班固、刘勰四家的史学史论述为对象,认为司马迁对《春秋》的认识大受今文经的局限,班彪大胆地将《春秋》从史书、史学的传承脉络中剔除,班固对先秦史官史籍与《春秋》采取折中调和的论调,刘勰则推崇《左传》并肯定先秦的良史传统。戴晋新通过观察、辨析他们在论述中对孔子《春秋》的定位,提出此四家的史学史论述体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的变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胜利表示,“史德”属于历史认识论范畴,其涵义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映史实,不能渗杂个人的主观偏见。姜胜利提醒,“史德”的准绳只能是看其是否客观地反映史实。他认为,“通六义比兴之旨”是要求史家梳理“推明大道”的史学思想,章氏的史学实践与其“史德”论是有矛盾的,根据其史学实践来分析“史德”论的涵义不免失之偏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汤勤福对宋金《礼志》之礼目逐一进行对比,他谈到,金朝绝大多数礼仪都与宋朝相同或相似,且五礼俱全,据此认为金朝实行的是汉朝的五礼制度。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汪高鑫看来,刘歆所创五德终始说不但构建了一套新的帝王系统,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而且开启了“五德”言正闰的先河。汪高鑫重点剖析了该学说对班固《汉书》的编纂及其历史思想的影响,他表示,《汉书》不但详细记载了这套学说,而且接受了其帝王系统和正统观念,将此贯彻到具体的历史叙述之中,成为解说历史的理论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周文玖评析了刘知幾史学批评中的理性主义精神,认为其发扬了王充的批判精神,用“理”的尺度评论史实和史料采择,以理性的态度探讨历史盛衰。同时,周文玖分析了刘知幾理性主义批评精神的局限性,他认为,刘氏的理性批判精神在内外篇的表现有差异,且以名教作为根本批评原则,对史义及史学价值论的论述缺乏深度,以及在天人关系问题上采取模糊、回避的态度。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编王记录表示,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别重视培养人的人文素养,其核心内容包括蓄德致用的人生修养、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超越天命的人本思想、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涵育美德的审美旨趣等。他提出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和史家思想之中,不只凸显了古代史学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也由此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品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秋升考察了《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证实理念,认为其主要表现在文献考证、史书评价以及拒斥稗官小说入史等方面。他剖析了四库馆臣对于历史失实的认识,谈到四库馆臣将其原因归纳为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爱奇心理等方面。他进一步提出四库馆臣为了考证历史真相,主张对史料博采善择、提倡运用金石史料(尤其重视目击亲历及实地考察的史料)、敲掉阙疑传信的治史态度。同时,他认为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与乾隆帝喜欢历史考据、当时的汉学风气以及史学自身发展阶段有关。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德义提出“建文史学”这一命题,并从建文史籍编纂的起源、建文书法的演变、建文史观的变化、建文历史建构的演变等方面探析建文史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反映了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人心的力量,为观察明清历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永康从“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的视角对班固《汉书》进行了重新解读。杨永康认为,《汉书》系统贯彻了东汉官方的历史观,因此《汉书》实质上是一部本朝纪传体国史,后人指其为“断代史”有误读的嫌疑。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峰重新考订了《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中有关《晋书》撰人的记载,发现《唐会要》《册府元龟》的记载比《旧唐书》多出辛玄驭、张文恭、卢承基3人。他认为其原因是此3人参与编纂时间较晚、承担工作量较少,并提出《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是对前代史料进行整合过程中出现的误判。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安泰从新罗“居汉乐浪地”说出发,探讨中国中古时期史籍对新罗起源与地理位置记载的纷乱情形,考察了新罗“居汉乐浪地”说的形成背景及传承,并认为此说法虽然与历史事实相违,却是观察中国中古时期接受域外信息的管道。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崔岩以东汉史书的编纂为例,论述了中国古代修史中帝王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天子在修史中的重要角色从未缺失过,他们担任着发起者、监督者、策划者、参与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是被监督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屈宁对计六奇及其所撰《明季南北略》进行探究,认为该著述兼具可读性、思想性和史料价值。不仅在体例上颇有新意,以时为序,以事为目,便于研读,而且在史源上重视口述史,具有“眼睛向下”的精神,在思想上则留意于“明季治乱之由”。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教授李金华关注晚晴幕府与史学发展,他认为幕府将教育、学术研究、学术出版与传播融为一体,以幕府作为官方与私家学术联系的纽带,书局、书院、幕府将官方与私家史学活动纠结在一起,形成晚清时期史学发展的独特现象,开创了晚清史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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