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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与日常探寻中国社会变迁 ——专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2018年06月28日 06: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黛梅 字号
关键词:汉学;中国研究;社会变迁;中美关系

内容摘要:一直以来记者希望能和他有更深的交流,以更多地了解这位曾经本科研读国际关系、之后转入明史研究的外国教授,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加拿大人,一位常年造访中国闽南地区村庄、寺庙的“华南学派”历史学者。宋怡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目前还是西方甚至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机构之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主要是靠我们团队的实力,这是肯定的。即使是研究那些非地缘问题,比如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最常讨论的环境问题时,可能20年前,我们研究中国环保就是研究中国的污染问题,而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对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对改善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等。

关键词:汉学;中国研究;社会变迁;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4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来到了宋怡明教授位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海纳百川”的字画,简单大气,颇为醒目。初识宋教授是在两年半前他刚刚接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之时,此后便常常见他风风火火穿梭于不同活动的场合。他说话声音洪亮,反应迅速、风趣幽默,作为一位中国历史学教授,总觉得他似乎太活泼了些,但也因此,他主持的活动气氛总是相当热烈。一直以来记者希望能和他有更深的交流,以更多地了解这位曾经本科研读国际关系、之后转入明史研究的外国教授,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加拿大人,一位常年造访中国闽南地区村庄、寺庙的“华南学派”历史学者。他的专著《被管制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不久前在美出版,这成为我们此次交流的契机。

  日常政治:

  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最新专著《被管制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去年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里说的“日常政治”是什么意思?

  宋怡明:什么是“日常政治”?简单些说,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权威规范、制度等。很多时候,许多政治行为实际上就是世俗的日常互动中的一种,人们间接而不是直接地与国家机制进行互动,通过应对以及利用规则,转而达到获取自己利益的目的。

  “被管制的艺术”这个概念是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治理的艺术”(the art of government)以及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不被管制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启发而命名的,但是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热门语汇的选择,而是一个认真的研究。明代的情况从根本上不同于斯科特研究的“佐米亚”(zomia)区域,被管制的艺术并不是在被管制或者不被管制之间的一个基本选择,而是对于什么时候被管制、如何最大化被管制时的收益、最小化成本等问题的算计和考量。

  这本书很快就有中文版问世了,一家中国出版社已经购买了中文版权,正在翻译中,现在大概已经完成3/4,明年应该就会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一本与明朝军事制度有关的书,我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军事史的书吗?

  宋怡明:这本书虽然与明朝时期的军事有关,但它谈论的不是传统军事学话题比如战争、战略等,而是中国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讨论老百姓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下如何与其迂回的艺术,也就是开始所讲的“日常政治”。中国老百姓与国家之间互动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之前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二分法,即他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服从,要么是反抗。而事实上,老百姓很少百分之百服从国家,也很少百分之百反抗。他们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实是既有服从也有反抗。

  我的研究以军事制度为切入点,试图了解当时的老百姓如何与影响他们但未必决定一切的统治制度、政策打交道。通过研究,你会发现,老百姓会采取很复杂的策略来应对国家制度、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统治制度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我们从国家的档案资料、会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明代的军户与卫所制度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明代的军户制度,就是每个军户有义务出一男丁去卫所当兵,只要你登记为军户,你就得永远送男丁去当兵。朱元璋的意思是,国家需要多少兵丁,我就设多少军户。这样就有足够的兵源,但问题是老百姓并不是那么听话,他们想尽种种办法来应对,既能完成国家的义务,又不至于让家庭遭受太大打击。

  制度套利:

  明代军户多种变通应对卫所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的军户主要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宋怡明:轮换,可能是他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法。让几个儿子轮换,或者是只让一个承担义务,其他几个通过支付钱财作为补偿,这样的话,事实上是把国家的义务合同化、货币化了。把如何安排写在合同里,明确哪个儿子去当兵丁,哪个要出钱。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并且这个合约成为他们家族的一个协定,写在了族谱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700年前信息相对落后,但是家族内部的约定等在族谱里都能找到很详细的记载。

  除了刚才说的轮换,还有一个办法是分家。比如我看到泉州某一个家族族谱的记载是这样的:军户的父亲去世了,有两个儿子,那么他们如何承担兵役的义务?他们采取了分家的办法,即老二分得家产的绝大部分,老大分得小部分,但是老二家从此承担兵役的义务,而此事与老大家再无关系。然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老二家又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产补偿给服兵役的一方,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来处理义务承袭?这时他们想到祠堂牌位——以在家族中的牌位作为回报,也就是说承诺给去服兵役的儿子及其后代,祭祖时牌位排在第一位,以此作为承担兵役义务的回报。而对于政府而言,它不管谁去,只管有没有人去。

  此外,军户们也发现,其实没必要让自己家族的人去,完全可以雇人去做兵丁。我的书里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家军户找到一个和尚代替,给他买了块田作为回报。族谱里还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和尚从此由原来的陈姓改姓王,兵役义务由他的后代负责。但是,和尚怎么会有后代?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也很有趣。

  你看,虽然我的书在谈军事,其实与军事并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社会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您在书里说,您考查的并不是中国的地方历史,而是通过对地方的研究来揭示中国的日常政治特点。虽然您考查的是明朝的中国,但是这种明代老百姓的“日常政治”贯穿历史,也存在于当下?

  宋怡明:每次我在中国演讲,学生总说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太相似。我在我的书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作“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现在,制度套利现象很明显。也就是说,如果要利用国家的制度,必须要理解国家的语言,利用官方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当老百姓碰到困难、纠纷,需要打官司时,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即使是我书里讲的那些明代的老百姓,他们也需要懂得如何套用国家话语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中国也很相似。这种日常政治是不是一种文化?是不是从祖宗那里学来的?我也不知道,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从历史传承下来的日常政治文化,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善于找到与国家打交道的办法,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日常政治文化,我也难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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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冯黛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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