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学”,世界各地有不同叫法,比如futures studies、strategic foresight、futuristics、futures thinking等,英语国家普遍使用前两个术语。未来学主要探讨科学技术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揭示按照人类需要所作的各种选择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进而为科学时代设计新的世界发展蓝图。20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奥西普·费来奇塞姆率先创造和使用这个概念,后在法国得以传播和发展,而美国则是当前未来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在这一学术领域的表现虽不尽如人意,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务实态度,使得未来学家将目光聚焦中国顺理成章。

　　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未来学领域响当当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他的《大趋势》一书轰动世界,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个全新角度看待世界的机会。2018年时逢改革开放40周年,奈斯比特夫妇又带着他们的新著《掌控大趋势》来到中国,在国际关系学院现场的分享中,带来对21世纪的终极预测。

　　单一大趋势转变为

　　系统整体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时代,变化的速度日趋加快。近几年在中国有句流行语:“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站在当下与未来的十字路口,我们该如何准备?大趋势是什么?如何掌控大趋势?两位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约翰·奈斯比特: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几十年里,单一的大趋势将转变为系统的、整体的、全球性的变革。不管是在政治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社会意义上还是规则或程序上均是如此,而且所有变革的速度将会加快。人们必须开放思维,在全球新的背景和规则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思考这些变革。

　　例如,我们今天掌控的多数大趋势在20世纪就已经扎根,最具颠覆性的两大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时代,而且它们还将继续驱动今天的大趋势。还有两个极具跨越性的大趋势是数字化和全球化,这两个大趋势相互连接,影响和放大了所有的其他趋势。此外,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将是最具挑战性的大趋势。在其他大趋势中,无论是技术进步、不断增长的互联互通的影响,还是人口调整、教育改革等,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都不如全球权力的转移强烈。当然,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一个多中心世界的转变,不会一帆风顺。21世纪上半叶,我们将一直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同任何巨变一样,这次巨变将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外部条件的过程。从全球范围来看,至少在当前,中国是赢家。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对中国政治自信心的提振,中国治理模式将会受到更多追捧,中国的地位也会随之更加稳固。西方世界绝不愿意退避一边,让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自由通行。一定不要低估这场巨变的能量。

　　多丽丝·奈斯比特:解决危机需要时间,但是发展的脚步不会停下来等待我们。时不我待,要转变就要立即行动。我们需从负面的现实环境中逃离,摆脱固有思维的羁绊,重新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当中,准确而完整的信息很重要,高质量的媒体很关键。我们鼓励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变革正在路上,虽然我们不能阻止它,但有能力融入其中或者游离于边缘之外,乐观、坚定、坚韧的心态比悲观的情绪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获得更多。就像法国小说家阿尔方斯·卡尔写的那样:“一些人抱怨玫瑰上的刺,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刺上还有玫瑰。”

　　《中国社会科学报》:心动才能行动。怎样才能摆脱思维惯性?

　　约翰·奈斯比特: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对于一个拥有开放性思维的人来说,很多发展是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技术驱动的区域和全球性事件的综合体。我们对外部环境了解得越多,从变化的图景中得出的判断就越准确;所获得的连接越精确,那么我们对自身道路的驾驭就会越轻松。这个规则几乎适用于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的所有层面。

　　现在,学术界和商业界之间存在大量脱节。传统教育体系下,思维惯性极易抑制变化的潮流,人们很难进行全面的思考。教育改革如果不聚焦于产业的需要,那么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