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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终特刊:争鸣
2018年01月09日 10: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郗戈从现代学科发展角度提出,马克思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资本论》开创了一种综合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形态(《〈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思想史考察》,《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赖大仁《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透过“文学本质论”的历史、嬗变及影响进行了考辩:一方面,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文论的核心问题,反映了文学理论的转型和发展.谭好哲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问题、思路与方法》(《百家评论》2017年第1期)中则认为,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建构,关键还在于对新时期以来本土文学理论予以及时总结,只有厘清这些重要文学观念的理论特征、演进历程及其论争流变,文学理论的本土性轮廓及其精神风貌才能呈现出来。

关键词:哲学;研究;文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判;本体论;人工智能;反思

作者简介:

  历史学

  2017年,中国史学研究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争鸣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史学界就许多重要论题展开热议,反思国内外已有的史学命题或研究路径,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

  反思国外史学思潮

  目前,唐宋史学界基本达成如下共识: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经历了深刻变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一般认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最早概述了这些变化,指出中国由此开始从中古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这一命题即所谓“唐宋变革论”。此后,宫崎市定提出“宋朝近世论”,对该理论进行了强化与发展。中国学界对上述看法多有探讨,至今不衰。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误解与正解——仅以言必称内藤及会通论等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认为,学者提及唐宋变革论,大有言必称内藤湖南之势,其实,日本学界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之分,并非“内藤假说”一统天下。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学者就有自己的唐宋变革论,且源远流长;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因革;中国学者提出的唐宋会通论并非对唐宋变革论的颠覆,而是补充和完善,二者兼容互补。

  “新清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界兴起的学术思潮,以欧立德、罗友枝等人为代表,旨在解构汉化观的历史书写,从“内陆亚洲”这一研究视野出发,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起诸多批评,呈现具体事实考证与理论性争辩相结合的态势。总体言之,破多立少,在理论建构方面明显不足。此种情况引起学界重视,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作为“新清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满洲殖民主义”在史实和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认为,在具体研究中应摒弃这一思维,回归国家建构的视角与路径,推进清朝政治史的整体性、历时性研究。

  深化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乡村工业的演变趋势一直是经济史、乡村史关注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意见颇多分歧,有些观点抵牾冲突,形成了“内卷化”说、“斯密型增长”说。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近代乡村工业生产的增长是属于因人口压力带来的“内卷化”还是由市场交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的“斯密型增长”,目前仍是一个争论未已的课题。关永强、张东刚《“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在利用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主要部门蚕丝业和织布业进行了研究,表明“斯密型动力”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并非黄宗智所言“没有发展的增长”;与市场相比,人口压力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影响较模糊。不过,“斯密型动力”也远远没有达到罗斯基、布兰特、马若孟认为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程度,并不足以将近代中国导入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

  “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究竟由谁下达,近代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大抵有三种说法: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不抵抗主义”始作俑者是蒋介石,张学良仅是执行命令;不抵抗是蒋介石、张学良权衡利弊后形成的共识,二人态度基本一致。李东朗《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依据张学良回忆,对此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认为不抵抗命令由张学良下达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张学良之所以下达不抵抗命令,也并非他自己所谓的形势误判,而是与蒋介石对日方略及当时东北与中央的关系相勾连。

  反思史学研究路径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近年来,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援引这一看法,进而创造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虽然修昔底德的看法并未被中外学者普遍接受,论断也不够准确,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仍被国际学界广泛使用,一些学者甚至视之为“铁律”。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强加给雅典及其盟邦的,修昔底德的判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对战争原因的判断包含诸多主观性。晏绍祥认为,在把古代的判断应用到当今世界时,尤其是把它上升为普遍规律或“铁律”时,对有关事件及概念本身要有更准确的把握,厘清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和现实“陷阱”。

  美国革命史是一部丰富而驳杂的历史,近年来,美国史学者更加关注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诉求。目前,美国革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题材大多来自以往被遗忘、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领域,关于美国革命的颠覆性解释也纷纷出台,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强调美国革命的负面效应,关注其破坏性,同情美国革命中的中立者、反对者和受害者,批评革命者遗留了许多“未完成的”任务。在这种史学潮流中,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不免大受冲击。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年第6期)认为,在这种学术语境中,有必要把美国革命还原为一场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的政治革命,着重探讨它在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造成的变化,尤其是关注它在现代民主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准确、清晰地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杜维鹏,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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