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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终特刊:争鸣
2018年01月09日 10: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郗戈从现代学科发展角度提出,马克思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资本论》开创了一种综合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形态(《〈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思想史考察》,《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赖大仁《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透过“文学本质论”的历史、嬗变及影响进行了考辩:一方面,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文论的核心问题,反映了文学理论的转型和发展.谭好哲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问题、思路与方法》(《百家评论》2017年第1期)中则认为,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建构,关键还在于对新时期以来本土文学理论予以及时总结,只有厘清这些重要文学观念的理论特征、演进历程及其论争流变,文学理论的本土性轮廓及其精神风貌才能呈现出来。

关键词:哲学;研究;文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判;本体论;人工智能;反思

作者简介:

  文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跃升,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中国学派等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日益凸显。落实到文学理论领域,则体现在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系统批判及中国文论的反思重建上。这种整体性的反思、批判、重建及由此带来的争议与讨论,2017年主要集中在“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三大议题中。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继“反本质主义”引发学界讨论并指出当前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主张(如“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等理论模式)并不彻底,仍陷入“本质论”的范式中后, “本质主义”文论问题进一步激起学界争鸣。

  赖大仁《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透过“文学本质论”的历史、嬗变及影响进行了考辩:一方面,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文论的核心问题,反映了文学理论的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文学本质问题的反思,也可获得经验教训并在克服“反本质主义”、论争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自我迷失的困惑中,进行当代文论的探究。王坤《反本质主义和本体论学理问题》(《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则指出,“反本质主义”的成功在于以建构论消解本质论的僵化或固化对象的弊病,但建构论真正要消解的还是“本质论”的先在性及其背后的自然本体论。

  事实上,无论是“本质主义”文学观,还是“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均有其合理性,关键是如何将“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这种“实然性本质”转向价值论层面的“应然性本质”的探索中,进而在对文学问题的“现实接地性”思考中探究与建构当代中国文论。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论建设”

  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关乎对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定位和反思。由此,对“西方文论”及“强制阐释”相关问题的反思研讨,亦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

  一是对“强制阐释”及“阐释边界”的讨论。张江《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二》(《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和《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等文章认为,当代西方文论诸学派均“消解阐释主体与文本对象之间的界线”,导致“文本阐释和解读最终走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阐释的关键要“在确定与非确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将阐释展开于两者相互冲突的张力之间”,阐释者应“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赵炎秋《阐释边界的确定与开放》(《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也指出,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活动,都是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正是这种张力和对立统一形成了“文学阐释边界的既确定又开放”。

  二是对西方文论影响下“中国经验”及其文论建构的反思。朱立元在《远离文学和文本:对当代西方文论困境的一点反思》(《华夏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中指出,西方当代文论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远离文学、远离审美和语言,甚至远离文本”,进而在文学边界的模糊中吞没了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化转向“使得文学理论批评只有文化,没有文学本身,存在不着边际的泛文化、泛政治化的批评”,从而最终导致文学缺位。曾军在《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中则提出,中西文论的有效对话和讨论,应采取“需要—选择”、“折返—出入”、“对话—共识”模式,只有以“中国问题”为中西方文论讨论的平台,才能有效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

  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反思与重审,一方面显露出当下文学理论发展遇到的某种困境,尤其是其“文化转向”、“政治转向”后造成的文学缺位、理论杂交与话语空疏,使得当前文学理论的阐释边界和理论品格发生流失;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当代学者试图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的自觉与决心。

  文学理论与“民族性”

  无论是反思“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还是反思“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均触及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中,如何摆脱文学理论“失语”状态以抗衡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霸权的冲击,保持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品格,也引发了学者讨论。

  南帆在《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并不能 “将本土想象为固定不变的实体”使之“成为一个外在于世界的超然孤岛”,“本土或者中国经验并非静止的,所有本质主义的固定解释都有可能丧失效力”。要想真正“将文学的阐释权从西方文学理论那里夺回来”,有效可行的途径在于用“开阔的理论视野”聚焦“中国经验”这一轴心。谭好哲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问题、思路与方法》(《百家评论》2017年第1期)中则认为,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建构,关键还在于对新时期以来本土文学理论予以及时总结,只有厘清这些重要文学观念的理论特征、演进历程及其论争流变,文学理论的本土性轮廓及其精神风貌才能呈现出来。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与讨论“本土性”暗合,这正是批判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初衷,也是反思“反本质主义”在发生“文化转向”后依附西方话语远离文学的发生逻辑。尽管说“理论”无国界,但理论生发的“土壤”有别,其“问题域”必然不同。因此,在反思“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民族性问题时,其落脚点只有指向中国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与接受的各个环节以及当下现实生活,在面向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的本土性经验与征候中、在现实问题的美学回答中,方能求得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并最终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李圣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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