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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人权观的三个理论缺失
2017年11月08日 08: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骏 字号

内容摘要:功利主义在思想史上渊源流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但伊壁鸠鲁只是表达了功利主义的某些洞见,并未就功利主义提出一整套理论体系。功利主义在人权领域的一系列观点形成了人权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功利主义人权观,但由于功利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功利主义人权观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论上的缺失。将人权局限于法律权利窄化了人权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对边沁有些极端的“法律人权观”,哈特进行了修正,承认人权是立法的道德根据:“人们主要是在将道德权利纳入法律体系时,才会谈到它们”。边沁将人权及其保障仅系于法律一途,无疑窄化了人权,但哈特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改观,而是就此认为人权应当通过立法并进而在司法中获得保障,哈特同样将人权的保障和实现途径窄化了。

关键词:功利主义人权观;影响;计算;人权理论;效用;道德;保障;法律制度;立法;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忽视了人际间的差异性

  在功利主义看来,人类不仅是“避苦求乐”的,而且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标是评价行为对错与好坏的终极标准,此标准重视的是把不同人的效用进行直接加总得到的总量,而并不在意这个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因此,功利主义人权观追求的是:一项人权除非其有利于效用总量的增大,否则不会得到承认。而且,能够被承认的人权还必须在实在法的体系内进行设计,正所谓“权利是法律之子”,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这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功利主义人权观因为对效用总量的强调而忽视了总量在人际间的平等分配。总量是第一位的,不平等是可以忽视的。这意味着为了追求总量的最大化可以牺牲少数人乃至个人的幸福。

  第二,在功利主义那里,权利统一于功利,对于与效用总量无甚作用的权利是可以忽视的。所以,权利(法律意义上),更别说包含自然权利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并不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仅仅只有工具意义上的一些作用。

  幸福总量的最大化意味着可以通过类似数学方法的计算达到最终追求的效果。为了使计算变得可能,边沁确定了七个影响苦乐的变量:(1)快乐的强度;(2)持续性;(3)确定性;(4)远近性;(5)快乐的繁殖性;(6)纯洁性;(7)快乐的广延性。在边沁看来,通过计算,人们可以把握每一行为所导致的苦乐的价值大小,从而去追求那种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确定性强、具有最近感受的、繁殖性强、纯洁度高、具有最大广延性的快乐。

  在幸福或快乐的可计算性上,边沁曾充满信心地说“儿戏和诗歌一样好”,意思是说如果儿戏能给人们以同样的快乐,那么“儿戏和诗歌一样好”。所以,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是行为能够带来的幸福数量。为量化方便,边沁甚至提出要制造一种“道德温度计”来测量幸福或者不幸福的不同度数。

  幸福或快乐可以通过上述七个变量来进行比较和计算,意味着边沁承认人的同质性。边沁抛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对人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功利主义原理是否还具有如其当初所设想的科学性特征。人际间的差异性对人权来说极为重要,人权说到底事关每一个体的生活状态和命运,人权若不想沦为抽象的口号,只能对人际间的差异性加以重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即使是非常特殊的差别,也要求得到我们强烈的关注,因为正是对这些差异的强调和重视,才使得人权变得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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