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 赵璐）近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侯亮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郭怡等，与来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等机构的学者合作，发表了基于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的稳定同位素研究探讨古代农业区游牧民族饮食文化滞后性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山西省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和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的共同资助。

　　揭示平城时期鲜卑先民的食谱

　　直接研究食物结构，讨论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不同地域的人群具有不同的食物结构，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新石器时代伊始，我国先民便分别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创造了“南稻北粟”的饮食文化。几乎与此同时，在淮河中下游地区还出现了“稻粟混食”的饮食文化。然而，打破这一稳定文化格局，新的农作物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即远滞后于它们出现和传播的时间。

　　侯亮亮等介绍，在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开始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出现，并不断与农耕民族交流融合。二者的饮食文化迥异，游牧民族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而农耕民族则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游牧民族一旦进入农耕民族的地域和文化圈，往往会改变自己的生业模式、文化习俗，甚至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进入农业区的游牧民族在饮食文化方面表现了一定的滞后性。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约公元398—496 年) 先民的食物结构分析显示，尽管先民的生业方式受到农耕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显然，重建先民的食物结构，业已为探讨和研究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线索。然而，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以游牧民族政权的建立为时间节点，以食物结构为切入点，讨论饮食文化形成的滞后性及其内在动因等，依然缺乏深入探讨。

　　通过对古代人骨的碳（C）、氮（N）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先民的食物结构，探索先民的生业模式，进而了解他们的饮食文化，已成为生物考古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因此，学者们以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同位素研究为基础，重建他们的食物结构，揭示拓跋鲜卑在进入农业区后，即北魏王朝建立之后，他们以动物性为主的饮食文化现象是继续存在或是在缓慢改变，进而还原他们饮食习惯改变的历程，尝试揭示他们饮食习惯改变的内在动因。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南环路南侧，魏都大道东侧。2013 年，为了配合大同东信广场的建设，大同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发掘和整理结果表明，随葬品具有典型的北魏时代特征，整个遗址为北魏早中期的墓葬。尽管在这一墓地存在个别合葬墓，但总体而言，墓葬大小和形制都比较一致，随葬品没有明显差异，因此认定这一墓地的先民为一群阶层相近的人群。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测试中心，研究者测定了骨胶原中C和N元素含量及C和N稳定同位素比值。结果显示，先民的食物类型差异较大，并包含大量的肉食资源。研究表明，以C3 类食物为主的先民主要放牧或狩猎，以C4 类食物为主的先民主要以种植粟、黍等C4 型农作物喂养家畜。

　　北魏建国之初，拓跋珪即开始“息众课农”，实行屯田制度，这为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其中，粟作农业是我国北方地区居民持续经营的传统的生业经济，北魏时期大同地区居民保持并促进粟作农业的繁盛。同时，北魏时期大同地区气候总体比较干冷，粟类等生长季节较短、抗旱能力强的农作物自然成为居民主要栽培和种植的对象。此外，大同地区诸多北魏时期的考古遗址，如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等，均发现大量的碳化的粟类等。因此，粟类应该是北魏时期大同地区居民主要利用的粮食作物之一。

　　学者们还发现，与陶寺遗址典型的粟作农业人群和黑沟梁遗址典型的放牧或狩猎人群的稳定同位素值比较分析而言，大同地区北魏时期居民至少保持了两种生业经济，即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家畜饲养业和以放牧或狩猎为生的生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