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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初创时 ——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之际
2017年05月19日 07: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佳木 字号

内容摘要:这一贡献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奠定了中国社科院的办院基础,二是提出了中国社科院的办院方针。但我认为,乔木同志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为中国社科院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办院方针,并使这一方针成为了中国社科院不灭的灵魂,以至中国社科院在他走后,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产生了一本又一本巨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关于中国社科院的办院方针,乔木同志在不同场合曾作过这样和那样一些表述,但总的思路,我理解就是要把中国社科院办成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忠实得力的参谋和助手。

关键词:中国社科院;乔木同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方针;学术;政治;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胡乔木同志一生对党和国家有过多方面的贡献,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乃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上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一贡献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奠定了中国社科院的办院基础,二是提出了中国社科院的办院方针。

  一

  我是1977年11月作为乔木同志的秘书,随他一起到中国社科院的。为了弄清情况,他和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商定,先用一个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其实,他作为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在1975年曾分管过中国社科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工作,所以对那里情况并不陌生,心中早就有一个基本估计,认为学部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四人帮”控制的单位。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对这一看法更加胸有成竹了。1977年12月,中国社科院借公安部礼堂召开了建院后的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利用这个机会,他就中国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要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在群众中不要再纠缠历史旧账;要把揭批“四人帮”与业务结合起来,拿出一批具有马列主义高水平的批判文章;要思考和用实际行动回答全国工农业生产、自然科学研究上去了,社会科学研究怎么办的问题,把缺的课补上,用优良成绩向党和人民献礼。

  1978年2月下旬,中国社科院在乔木同志提议下又用四个半天时间召开了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批判“四人帮”制造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个会在当时“两个凡是”方针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他为这个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还鲜明指出:中国社科院要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但在1978年第一季度要告一段落,把精力转到科研工作上来。

  

  在正确解决中国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后,摆在乔木同志面前的又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业务工作拉回到原来轨道,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得到更大发展。考虑到时逢年底,各单位都要上报下一年度的经费需要,以便纳入国家建设计划和财政预算,他不等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启用,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迫不急待地以中国社科院临时领导小组名义向国家计委先行上报了“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是在各研究所规划尚未制定、院领导班子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他自己草拟的。但即便如此,也足以看出他胸有成竹、高屋建瓴的气势;其中许多设想,也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例如,他提出要在今后三年编写出一批各个学科的基础性著作和工具书,包括研究外国政治、经济以及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流派的专著;要筹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美国、日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中国现代史、经济数学方法(即后来说的数量经济学)等14个新研究所;要成立辞书编辑机构,恢复经济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学会,恢复和创办一批刊物;要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和学术报告厅,等等。他还提出要利用院内学者资源,每年为国家培养500到1000名研究生;要在现有基础上,把中国社科院人数翻两番。后来,这些基本都实现了。

  乔木同志到任后,对上报的“初步设想”又作了补充完善,进行了补报。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他号召各研究所要抓紧制定三年科研规划和八年工作设想。事隔20天,未等大家喘息,他又召开了中国社科院制定科研规划的动员大会。那次会是借商务印书馆的礼堂召开的,他到会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社科院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规划中要包括拟新建的研究机构,拟恢复、充实和新建的学科,拟完成的重要课题和基础性著作、工具书,以及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的培养;制定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又要有实际的基础;要把中国社科院的规划与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划配合起来考虑,无论中国社科院还是全国的规划都要力求跟整个国家的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相适应。与前面说的那个“初步设想”相比,他在讲话中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设想。例如,在拟建的新研究所中,提到了政治学所、社会学所,以及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方面的研究所;还提出要尽早举行全国性的分学科的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以便为制定全国的规划做准备。

  会后,乔木同志起草了《八年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并亲自动手修改了新的编制报告,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草案中提出拟新建的研究所和编辑处总共有40多个,一个前几次都没提到的所是世界政治研究所(“学部”原来只有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些设想后来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在党中央支持和各方面努力下,毕竟或新建或由外单位转入了18个研究所。此外,在他的支持和提议下,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办的所有刊物,还创办了院刊《中国社会科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郭沫若纪念馆。即使后来辞去中国社科院院长职务,他仍积极提议和努力,使中国社科院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由中国社科院行政代管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得以成立。这些新单位与原有机构共同铸成了中国社科院的框架,基本形成了中国社科院延续至今的规模。

  为了开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根据乔木同志的建议,中国社科院于1978年6月上旬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来京,借中央党校的房子召开了全国规划会预备会的筹备会;又于同年9月借首都剧场召开了全国规划会的预备会。这两次会,他都出席并讲了话。在这两个讲话特别是后一个讲话中,他着重阐述了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作用,强调制定规划要不怕艰险,敢于坚持真理;论述了规划应达到的十项目标,如研究成果应该对重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规划中应该包括编写出一套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和各种基本的工具书,填补研究的空白;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基本国情调查;规划应该包括科研队伍和领导班子的整顿,以及后备力量的培养;应该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和国内外资料、情报的收集和翻译工作,等等。由于乔木同志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规划这个“牛鼻子”,很快就把中国社科院这潭“死水”搅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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