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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土地流转下农村剩余人口生计
2017年04月20日 0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流辉 字号

内容摘要:一直以来,土地流转被赋予农村经济活力重振、农业经营绩效改善、农民收入提高等多重意义,但在农民分化的总体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能从土地流转中获利。农村剩余人口作为乡土社会的一个脆弱群体,他们的生计在土地规模流转中受到一定的冲击,急需制定相关社会政策加以保护。土地规模流转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在国家倡导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格局下,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与资本下乡联合助推土地规模流转的形成。在土地规模流转中,农村剩余人口不仅失去流转他人土地而增加务农收入的可能性,也无法平等地获得大规模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稀缺就业机会,最后甚至为了成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生产的统一性,而被迫流转自己的土地。

关键词:流转;土地;剩余人口;农村;农业经营;生计;收益;农业生产;就业;收入

作者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由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牵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原本紧张的人地关系,为农村土地流转乃至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了结构性条件。而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则进一步扫清了土地流转的现实障碍,并提供了一系列的体制性保障。据相关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耕地发生流转,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一直以来,土地流转被赋予农村经济活力重振、农业经营绩效改善、农民收入提高等多重意义,但在农民分化的总体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能从土地流转中获利。更重要的是,农业收益的有限性和生产的风险性,客观上决定了土地流转在创制可观经济效应方面的限度。农村剩余人口作为乡土社会的一个脆弱群体,他们的生计在土地规模流转中受到一定的冲击,急需制定相关社会政策加以保护。

  农村社会存在两类剩余人口

  一般认为,在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体制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或商品,会自动向高劳动回报的行业转移,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当下的发展境况似乎应验了这一理论预设。在农业和非农产业收益存在极大悬殊的背景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非农产业吸纳完毕。换言之,今天的农村已无剩余劳动力可言,唯有因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产生的留守人口。但现实的逻辑可能并不如理论逻辑那样自洽,田野调查显示,农村除一般意义上的留守人口外,还沉淀着一定规模的剩余人口,他们的生存境遇关乎整个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农村社会有两类不同的剩余人口。

  第一类剩余人口是由于面临着严重的家庭束缚,而迟滞了其离土出村。这类剩余人口的资源禀赋可能并不算差,具备进城务工的能力,但因身边有幼儿、老人、残疾人等弱势家庭成员需要照料,而限制了他们职业选择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此类剩余人口属于相对剩余的范畴,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让他们搁置了由外出务工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盘算。

  如果说第一类剩余人口受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影响,那么第二类剩余人口则更多的是宏观的整体变迁所致。受限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那些附着在相应产业的农民工深陷无业可就的尴尬境地。此外,部分大城市为严控人口规模而压缩非正规经济,也致使部分农民工生计无依。受上述两股力量的叠加影响,那些丧失年龄和技能优势的农民工不得不返乡,进而沦为剩余人口。这类剩余人口也许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但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管理所产生的就业排斥,基本上切断了他们进入非农产业的通道。而家乡工业化发展缓慢,又无力满足其再就业的需求。就此而言,宏观结构性限制致使第二类剩余人口成为绝对的剩余。

  与农村的其他群体相比,剩余人口因缺乏外出务工机会而没有工资性收入,从而导致他们生计的脆弱性。但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使得剩余人口可以依靠家庭的承包地来勉强维持基本生活。甚至在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市场未形成之前,部分剩余人口还可以低价或免费流转村庄中外出务工亲戚、邻居的耕地,以增加土地产出,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同时,地方零散的用工机会,也能够让他们获取相应的收入来补贴家计。总之,依凭土地及其之上的农业收益,以及地方内生的零散务工机会,农村剩余人口虽无致富的可能,但也不至于陷入贫困的边缘。不过,随着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启动,农村剩余人口多样化的生计模式遭到解构,而处于极为不利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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