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印刷术的发明使得读书的成本降低、精英教育因此走向大众教育的话，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则让一般大众的说话权利得到了解放，以前只能以来信来电或提供新闻线索来使用媒介的“沉默的大多数”现在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自由言说、畅所欲言。在这一意义上讲，新媒体的“新”是指一般大众可以前所未有的使用媒介，可以未经审核的表达、可以互动、可以联结。根据最新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6年6月，中国网民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以此看来，利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到年底也将超过7亿。考虑到中国的老龄人口的过2.2亿规模，中国已经全民、纵深进入社交媒体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种深刻转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互联网治理的论述及时、必要，又颇具前瞻性！

　　互联网治理会不会妨害言论自由？理论上讲，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7亿手机网民就是7亿主流人群在发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标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基于经济学意义上“理性人”的利益诉求，因此，众声喧哗、众声嘈杂就是常态。但追逐自己利益的基础条件是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更不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表达自由的前提是不能侵害别人的权利、不能超越宪法法律和制度的底线。在坐满人的电影院里乱喊“着火”的言论不是言论自由，而是破坏和滥用言论自由！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事实上，互联网舆论监督既是对各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的监督，也是对每个个体的约束和监督。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对建设性意见要采纳、对模糊认识要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化解、对错误看法要纠正，网络的宽容是对于符合大众人民利益行为的宽容，是对于良好网络生态的宽容。当然，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监督，个体的自律和自治也是互联网治理的不可分割部分，因为：自由是秩序范围内的自由，秩序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自由！

　　无可讳言，互联网技术产生于美国，根服务器基本都在西方世界，因而，开放与自主就成为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长期且现实的命题。技术本身有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持“技术中立”的原则的人可能认为所谓的“技术”应该被当作“普通商品”来对待，不含有意识形态属性。但从互联网技术的起源来看，作为技术的“互联网”本身就是美国和苏联冷战思维的产物，互联网节点的分散、情报的共享和联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遭受苏联核武器的打击。而哪个国家拥有根服务器，哪个国家就拥有对于互联网的主控权。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开放与自主其深层的意义即是涉及国家主权的互联网安全与发展问题。习总书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也就是说，互联网核心技术要自己研发、自己发展，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天上掉不下林妹妹、西方也不可能提供核心技术；同时，要坚持开放创新，勇于和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知己知彼、为我所用，同台竞争、迎头赶上。也只有自主开放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作为“国之重器”的互联网核心技术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有效维护互联网的健康和有序发展，才能有效维护互联网的主权和安全。

　　为什么要加强互联网治理？习总书记同样明确提出了互联网治理的目标和目的，那就是要驱除网络空间的乌烟瘴气、营造网络空间的天朗气清，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起想、劲往一起使，从而达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共同理想与目标，就必须要“唤起网民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一个合格的网民首先要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遵纪守法、献计献策、同心协力、共同发展，因而，互联网治理首先是对于人的治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符合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和国家发展，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自由发言即使是“空谈”，也是某种意义的“实干”；而侵害别人利益、危害社会和国家发展的“盲动”或“盲干”即使是“实干”，也不能“兴邦”。中国互联网治理正是中国坚持走自己道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实干兴邦”举措，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网络治理之道势在必行、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