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十分活跃，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传统领域的研究日趋深入，在新资料、新领域和新视角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传统领域研究继续深入

　　传统领域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在早期国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诸子、秦汉宗教与思想、魏晋国家体制、唐宋社会变革、明清中西交流、科举制度、内阁制度等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

　　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关系，是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陶寺即为尧都。这不单单是一个考古遗址性质的确定或一个历史事件得到考古的证实，而且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文献学相结合所产生的学术突破。在魏晋国家体制研究中，以往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多侧重其异族身份与汉化过程，对其本身的社会发展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缺少讨论。2015年，有些学者从北方政权与正统王朝地位进行讨论，指出其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从方法上而言，大部分著作不是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从文字学、考古学和文献学进行综合论证，研究角度从自上而下的制度观察，转变为具体的、细部的、自下而上的全面分析。

　　资料、研究和方法有所创新

　　新资料的发现推动学科的进展。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大量涌现，尤其是清华大学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大量文献和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加强古文献与古史研究的同时，史学界也追本溯源，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历史。

　　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等新领域得到拓展，为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途径。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