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当记者的时候，当我问及欧洲学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时，一位著名学者介绍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运动、“去殖民化”的斗争，不少采取了武装革命的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的伟大胜利，到20世纪结束时，革命渐渐转入其他形式，转入议会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或告一段落。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继续在国际上发挥着重大影响。我觉得这一认知还是比较客观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理解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历任中国领导人也都对此作出了贡献。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方向和重点，要求“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上，又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习近平的表述是非常准确的，他使用的是“新兴媒体”，而非“新媒体”。“新媒体”是来自西方的概念，20世纪60 年代的美国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特指当年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有线电视和卫星技术，但它毕竟不是学术语汇，只是社会和传媒的流行表述，因为“新媒体”的“新”是难以界定的。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ICT）的发展，“新”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现今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平台，已不再符合当年的“新媒体”定义了，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更为准确的表述，所以改用了“新兴媒体”。这足以说明，现在顶层设计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研究的务实表述，遗憾的是我国的传媒领袖们对此未必理解深刻。

　　言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常常回避“新闻自由”，因为国外常常以此为攻讦。其实，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对“新闻自由”的论述，非常相似，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我们的自由全赖新闻自由所赐，新闻自由一旦受限，我们就无法不丧失自由”，而卡尔·马克思则表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新闻自由”从来就是有前提条件的，事实上，只有媒体的拥有者才真正享有新闻自由，中外都是如此。

　　另外，我认为，不要把宣传做得不到位、新闻报道做得不好的原因，都归结于政治体制，归结于意识形态。在现有的体制和政治文化框架中，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是否具备应有的专业水准（包括职业水准和职业道德），是能否做好报道工作的关键。很多时候，新闻并不涉及意识形态，同样的主题只要我们的新闻做得不如外国同行，不去反思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素养，而是轻易地就将原因归咎于体制。其实，各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实践，大都是努力在既有政治文化框架中，将自己的报道做到极致。

　　深入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应该充分认识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具体而言，需兼顾两个基本的理念：一是应该把宣传工作和新闻报道分开，宣传的社会动员特点，比较符合特殊时期，如“非典”或重大自然灾害等时期的传播规律；而新闻更契合平常时期的常态化信息传播规律。因此，不分场合时机，把新闻都当成宣传来做，就不符合传播规律；二是必须要考虑传播效果，无论新闻还是宣传，都要讲求结果。唯有如此，才是继承、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有效把握舆论导向。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部副学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