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已成为世界景观，但它毕竟发源于美国，带着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我自从1971年到美国念书，后来在美国教书，与美国的传播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受益者，受益不代表没有批评，批评不代表全面否定，更不是在鼓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逐渐窄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播研究的先驱进入美国政府，研究如何对付纳粹的宣传策略。战后传播研究突然不景气，1958年，贝勒森（B. Berelson）甚至宣布要为它送终，因为当年奠基的元老或去世，或已离开传播领域。到了1972年，著名社会学家甘斯（H. Gans）问到，传播理论为何如此“饥荒”？他说，一方面传播研究流行文化，领域太窄了，而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是高尚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当作美国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则又未免失之宽泛。2008年，普利（J. Pooley）和凯茨（E. Katz）重提社会学家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其转折点在于范式转移：原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独领风骚，面临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的视角来考察传媒。但二战以后，传播研究重心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视野随之窄化，主旨在以社会心理学探讨传媒短期的说服效果。

　　研究方向窄化，不就是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所说的“内眷化”（involution）过程吗？格尔兹当年研究印尼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生态史。由于荷兰殖民者强取豪夺，再加上人口压力，这两个岛各自采取不同的发展途径。爪哇土壤肥沃，于是增加大量人手，前去耕作土地，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但并未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最后因为过度使用，以致良田变废墟。这里我要借用“内眷化”的概念，它形容学界只顾向内部的细节发展，一再以形式主义炫耀技术至上，思想上却不敢大胆创新，以放大镜照肚脐眼，孤芳自赏，造成了传播研究“精致的平庸”。

　　回想1970年代的《传播系季刊》，文章可能良莠不齐，但往往充满了知识的火花，令人有所期待；如今篇篇文章技术上无懈可击，却觉得看不看无所谓，谈的只是细枝末节，对于不同流派和各种大问题都缺乏辩论。主流传播研究只剩下许多熟悉的“变项”（variable），缺乏新鲜的“视野”（perspective）。许多人只要脱离孤立的“变项”，便浑身不自在，一谈到比较大的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自处。在我看来，这是主流学术“内眷化”的巨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