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思想文化工程。伟光院长提出这个项目，并担任总主编，是想把这部十六卷本的《中华思想通史》做成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中华思想史的科学巨著。伟光院长在该项目前四次的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在学科建设上，这是以史学为主的交叉学科，它对于提升我院学术殿堂的地位，加强我院人文学科建设，有重要作用。在写法上，伟光院长要求，要突出历史各阶段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从社会史出发，走向思想史，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来写这部十六卷本的《中华思想通史》，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而且也能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时间范围上，伟光院长要求从原始社会的思想写起，一直写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即一直写到中共十九大。在空间范围上，既然是中华思想通史，当然既要包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的汉民族，也要包括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学术的继承与创新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有它学术上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我们这部十六卷本的《中华思想通史》，在学术继承与创新方面，又将是怎样的呢？

　　就继承而言，以我粗浅的理解，第一，要继承以往优秀思想史中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第二，要继承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等结合社会史来写思想史的科学方法论。第三，要继承以往优秀思想史研究中所展现的中国思想史长河的历史脉络和动态变化。

　　就学术创新而言，我理解可分为三大方面：一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创新；二是对中华思想基因、思维方式、思想脉络的探索与对各历史阶段思想特质的探讨相结合的创新；三是学术体系乃至思想体系方面的创新。

　　所谓研究的广度，在我们这部十六卷本的《中华思想通史》中，有的部分、有的领域，属于填补空白之作。例如，原始社会的思想史，在以往所有的中国思想史中都是不写的，我们的《中华思想通史》专门列有一编一卷来写中华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还有，我们这部《中华思想通史》不但要写出新中国的思想史，而且还要写到中共十九大，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壮举，就像当年司马迁写《史记》是从黄帝、颛顼、尧、舜、禹写起，一直写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一样，它在时间的跨度上，构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思想通史。此外，研究的广度还指，有的历史阶段，以往的思想史虽然列有专门的篇章，但涉及的问题领域并不多，例如，对夏商西周时期，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就没有涉及夏代；商代部分也写得很少，而且写得很浅；西周部分写得稍多一些，但还有许多今天看来应该写而没有写的课题。对于这些，在我们的《夏商西周卷》中将会充分展开，将会写得更加富有创意。

　　所谓研究的深度，是指对已有的研究，已探讨的一些问题，要更加深入地向前推进，要有所超越。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做到在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超越，是因为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有长足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对该历史阶段社会的认识有很大的改观。以《夏商西周卷》为例，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王权思想与神权思想的关系、贵族等级与礼制思想和德治思想的关系、宗族组织与宗法孝道伦理思想的关系、商周上帝天命观前后的变化等的认识，已超过了前人。再比如，在《夏商西周卷》和《春秋战国卷》中，我们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采用了“战国封建”说，即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时期。但是，我们的认识并未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讲，春秋战国实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从统治阶层和统治方式变化的角度讲，春秋战国则是由世卿世禄世袭的贵族社会向各级官吏可以由中央撤换任免的官僚社会的转变时期，即从统治阶层和统治方式的变化来看，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是贵族社会，战国、秦汉以后是官僚社会。历史是具体的，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应该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进行。这样写出来的《中华思想通史》，因它包含了最前沿的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所以更能揭示该历史阶段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特质，以及历史转型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