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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
2018年12月20日 09: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陶德麟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本

内容摘要:以文本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而不是轻视文本研究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本

作者简介:

  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成果累累。但有些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前提性的问题,必须澄清。本文试图对其中两个问题提出看法,这两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

  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论点,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认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认为中国人即使面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读懂;三是认为即使中国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个论点是层层递进的。

  (一)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问题做否定回答的论者首先做了一个预设: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统统不算。他们意图找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根本分歧”,证明恩格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从来就不一致。例如,在哲学上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马克思是“人本主义”,恩格斯是“物本主义”。就连马克思本人的论著也有时段之分,只有早期和晚期的论著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处理中国革命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把这个理论体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罢了。

  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1.把恩格斯的理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我认为没有根据。要从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发表的论著中找出两人的差别,特别是从手稿文本中找出两人的差别,并不困难;甚至要找出马克思自己与自己的差别、恩格斯自己与自己的差别也不困难。但是,如果找出这种差别之后刻意做许多文章加以渲染,把这种差别说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本分歧”,否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断言恩格斯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而且又只限于早期和晚期)才是马克思主义,那就远离事实了。有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铁证”。然而《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是念给马克思听过的,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还是马克思亲自写的。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恩格斯在1873年写信向马克思详细谈过它的计划和基本构思,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不同意见。“分歧”之说没有根据。

  2.说列宁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曲解。有人认为列宁的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旧唯物主义,其主要根据就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坚持了认识论上的反映论。我认为:第一,反映论是一切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除外)在认识论上的起码的、共同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标志。马克思的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反映论,而在于承认什么样的反映论。以为只要一讲反映论就是旧唯物主义,这恰恰是误解和曲解。第二,即使是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不是一切皆错,列宁有选择地借用一些旧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正确论断来驳斥唯心主义也是必要的。第三,列宁突出地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第四,列宁在1895—1916年写的《哲学笔记》中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充满辩证法的精彩分析和论断,更是任何旧唯物主义不能望其项背的。

  3.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错误,对中国革命也做过某些不正确的干预,曾经助长过中国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这是事实。但若以此为理由来证明中国人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却不是公允之论。第一,人们指责最多的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通常叫作斯大林的“小册子”),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而且祸延中国达数十年之久。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是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发挥得很充分。这本“小册子”的缺点是辩证法的精神比较薄弱,但抓住这一点就断定斯大林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干,并不符合实际。第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20年就学习马克思主义了。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那时也还没有斯大林的“小册子”。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都发表在斯大林的“小册子”之前。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为例,这本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名著,就反映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独立研究。这本书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5年就印行了。对斯大林的这本“小册子”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中国人能不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

  有的论者认为,中国人即使读了马克思的原著也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与中国迥然不同,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人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得首先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否则即使把马克思的文本摆在面前也读不懂,自以为读懂了其实也是歪曲的,与文本的原意相去甚远。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把这个过程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已。

  这是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更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观点,貌似合理,但似是而非。既为哲学,无论“形而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有普适性的内容,而不可能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但他们也绝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论述,虽然简单一些,肤浅一些,常常有不全面、不深刻、不准确的毛病,对文本也确有一些误读之处。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

  (三)中国人能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欧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产物,一到中国就必定水土不服,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说法仍然是陈旧的“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另一种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中国的特殊性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中找不到具体论述,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中国化;但中国的特殊性并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倒正是这种普适性的特殊表现和印证。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不会使马克思主义走样呢?那要看对“走样”这个词怎么理解。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首先是背离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方向的“走样”,这是不可取的。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而又有所前进的“走样”,这是极大的好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

  二、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什么为标准来检验,主要表现在文本标准和实践标准的区别上。

  1840年以后,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下面临着沦亡的惨祸,历史向中国人民提出了两大课题:一是救亡图存,二是民族复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观察国家命运的有效工具,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就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下考察中国的具体实际,把一般与特殊结合起来,创造出符合中国特点的理论和策略,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舍此别无他途。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局,由他代表中央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就是由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正式提出,并给予精辟阐释的。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一次飞跃。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历史至少应该得到这样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从书本研究中产生,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不能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

  (二)文本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关系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实际问题。中国革命的惨痛教训一次一次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行动的指南,绝不能当成教条,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当成检验真理的标准。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第一大历史任务——救亡图存的胜利完成,第二大任务——民族复兴即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迅速提上了日程。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走了27年,一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犯了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这27年中的失误还是与教条主义有绝大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确有一些一般性的论断,需要实践检验才能判定。但是,毛泽东却把这些论断当成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不自觉地奉为教条了。

  第二,更严重的是新的教条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毛泽东的一切论断成了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成了新教条,凌驾于实践之上,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判定方针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新的教条主义在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之所以值得载入史册,就因为它摧毁了新教条主义的依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扫除了障碍,重新开辟了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伟大的成就,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发端于此。在摆脱了文本标准的束缚之后,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艰苦地探求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诸多命题组成的系统,检验必然是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必然会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与时俱进,日新又新。

  本文提出异议的,只是以文本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而不是轻视文本研究意义和作用。文本研究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代表人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的发展历程,正确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结合的经验教训,作为在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借鉴。第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何时何地针对何种情况做出过何种论断,防止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读和误解。我们只是反对以文本为标准来检验认识,剪裁实践,反对以文本为理由限制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反对文本研究本身。

 

  (陶德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作者简介

姓名:陶德麟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职称: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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