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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为补益
2014年08月20日 08: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0日第636期 作者:陈叶军 字号

内容摘要:对出土文献的某些问题可以用史料批判方法进行探讨,带着批判的意识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可发现不少新问题,并从中孕育新的历史课题。

关键词:传世文献;出土;史料;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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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出土文献”在学术界逐渐通行,其在史学研究尤其是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体现。而与此同时,“传世文献”一度独一无二的地位逐渐被打破,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专题研究中受到一定质疑。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如何互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在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当在充分尊重传世文献历史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进行核对、校正,两者扬长避短、互为补益,共同推进史学研究发展。

  出土文献校释与引证传世文献

  “我们现在所讲的出土文献,主要是指汉代(包括汉代)以前的文献。”李学勤表示,出土文献有其上限与下限,时代判定比较准确。如果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时代就更准确一些。传世文献通过抄写或口传等方式流传,时代变化比较大。出土文献对校正、核对传世文献具有重要作用。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阎春新进一步将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通过出土文献可以校勘传世文献的谬误,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此外,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还能带来新认识。二是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传世文献对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的记载往往是有遗漏或缺略的,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遗漏和缺略。比如甲骨文,使我们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过的可靠材料,为我们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和风土民俗等提供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获得了对商代以及上古历史研究的众多突破性进展。三是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一方面,出土文献印证、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出土文献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部分失实与讹误。

  “利用出土文献可以更广泛、更细致地探索古人普遍的思维方式。”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董涛于8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汉唐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研讨会”上表示,传世文献更多关注统治阶层以及社会精英的思想,而出土文献的使用者包括当时社会的普通人,通过解读出土文献,可以深化对当时社会普遍思维模式的认知。

  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和淘汰,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阚红柳提出,还是应该“正确理智地看待传世文献,全方位发掘其学术研究价值”。首先,充分尊重传世文献的历史价值。以清代乾隆朝钦定二十四部正史为例,虽然自唐以来,官修史书的影响日益深重,官方力量、帝王权威在正史传播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真正赋予二十四部正史以不朽生命的是其丰富的史学内涵。大部分文献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承载着学界认知和学术认同,不容轻易否定。其次,传世文献兼具史料与文献双重学术研究价值。一方面,文献的史料价值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另一方面,文献的存在有其自身的意义,在形式上反映出版本、语言、文字、体裁、体例等多方面的特征,在思想层面则与著者心态、观念、遭际有密切关联,结合史事加以研究可拓展学术思路,别开生面。因此,片面强调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为求证史事而随意割裂、贬低或否定文献,不仅不利于正确诠释其实在意义,对文献本身也是一种学术伤害。最后,要发挥文献学及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综合研究优势。在对传世文献学术价值的全面发掘中,整合文献学与古文字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力量,发挥跨学科多维度的综合研究优势,尤其重要。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结合

  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传世文献的意义有着客观上的刺激作用;而对于出土文献的整理,往往不自觉地利用了对传世文献的整理方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研究相互结合,史学研究必然会取得突破性成果。”阎春新说。

  “我们要认识到,古代文献在流传形成的过程中难以保持其原貌,这是‘自然的’,并非我们‘上当’、‘受骗’了。”李学勤举例说,在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实际上对于我们掌握《古文尚书》有其史料价值;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的《死海古卷》,对于研究《圣经》的流传形成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史学工作者关键是要对古代文献的性质、时代进行探究,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文献,两者互相结合,才能对古代文献有更准确深刻的认识。

  在传统史料学中,“去伪存真”是一项核心工作,而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提倡的“史料批判”则消解了这一“真伪”问题。史料批判将历史文本看作有目的、有倾向“书写”的结果,过去直接从史料得出的一些“史实”,随着史料文本的解构一起遭受质疑乃至否定;在完成文本解构之后,再重构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即通过研究史料的形成与结构,分析作者意图以及写作背后的权力投射。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说,史料批判方法,打开了认识和运用史料的新维度,但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善于破而不善于立;二是适用范围有限。“我个人较少将史料批判作为研究取向,而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处理史料文本的基本方法和问题意识。”

  “借助史料批判研究方法,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陈侃理表示,出土文献往往能够提供比传世文献形成时间更早、形式和内容更加原始的文本,因而可以印证和发展史料批判的方法,并为之提供合适的研究课题。对出土文献的某些问题可以用史料批判方法进行探讨,带着批判的意识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可发现不少新问题,并从中孕育新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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