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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逸梅: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
2017年08月02日 09:04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 作者:曹逸梅 字号

内容摘要:宋人的南食书写,与南方士人群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其中不乏反映南方士人身份与地域认同、政治隐喻与文化审美趣味的表达,这些表达都与宋型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南食书写中,以江南和岭南两个区域为中心的作品,最能反映宋代士人的心态、思想和理想追求的变迁,而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视为宋人对不同境遇下理想人生的体认。四端居化岛夷:箪食瓢饮与以岭南为中心的饮食书写与江南饮食书写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宋人大量的岭南饮食作品。如前所论,宋人对南食的广泛接受,对“御外物”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唐南食诗中正味与异味、正统与蛮夷的对立意味,这是充分自信与理性意识的表现,而苏轼的岭南饮食书写,正代表着这种人格精神与境界的形成,故本节主要以苏轼的岭南饮食书写为中心。

关键词:岭南;士人;宋人;橄榄;南食书写;文化;江南;政治;饮食书写;诗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饮食行为具有社会文化内涵。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折射了唐宋间士人人生理想、审美趣味及思想状态的变迁。宋人的南食书写,与南方士人群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其中不乏反映南方士人身份与地域认同、政治隐喻与文化审美趣味的表达,这些表达都与宋型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南食书写中,以江南和岭南两个区域为中心的作品,最能反映宋代士人的心态、思想和理想追求的变迁,而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视为宋人对不同境遇下理想人生的体认。

  关 键 词:南食书写/唐宋转型/岭南/江南

  作者简介:曹逸梅,女,常熟理工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午枕的伦理:昼寝诗文化内涵的唐宋转型》。

 

  饮食诗指以饮食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它是随着诗人笔触进入日常生活,从陶渊明、杜甫诗中开始出现,中唐逐渐增多,至宋代而蔚为大观的①。饮食与地域、风土、文化、民俗密切相关,因此饮食书写烙印着诗人的地域想象和文化认同。从中唐至宋代,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经历了逐渐南移的过程,此间也是饮食诗创作越来越繁盛的时段。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士人如何适应越来越丰富的南方饮食,如何面对由陌生逐渐熟悉的南方大地?南食书写体现了怎样的审美文化和思想变迁?关于唐宋文学中的南食书写,丸山茂、陈素贞、张蜀蕙等学者均有所研究,他们既考察过此期南食书写的某些具体表现,也对其背后的文化现象有所分析②。但若着眼于发掘南食书写背后唐宋士人心态、思想及审美趣味的变化,并通过对宋代南食书写的类型分析,探究宋人人生理想的表述类型,则这一问题尚有诠释余地。③

  一 人间无正味:中唐至北宋南食书写态度的变迁

  南北饮食习惯的不同早为古人注意,张华《博物志》便曾记载东南喜腥、西北爱膻的区别,但限于诗歌题材发展,中唐的南食书写并不多见。南食书写较常见于有南方仕宦经历或生长在南方的士人诗中,前者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后者如皮日休、陆龟蒙等,而如韩柳元白等中原士人如何看待南食,尤具兴味。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谪潮,好奇的他描写了岭南喜食异味的饮食习俗,记录其感受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是最早的南食主题诗歌之一。诗中提到鲎、牡蛎、蒲鱼、虾蟆、章鱼、马甲柱、蛇等令人讶异的食物以及当地不同于中原的饮食习俗,虽然他努力说服自己征服异域落后的饮食习惯(“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但依旧“咀吞面汗骍”,抗拒之情溢于言表④。此外,对柳宗元描写在柳州吃虾蟆,韩愈作《答柳柳州食虾蟆》斥责虾蟆无理取闹、“败笙磬”、“乱学校”,同样表达了抗拒与担忧: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⑤

  而对柳宗元“甘食比豢豹”极不以为然。韩愈笔下南方不同于中原的饮食习俗,俨然成为落后文化的代表,对士人的身体和心理损害巨大,需时时谨慎戒备,这种表述在唐代南食书写中洵为常态。如元稹从未有仕宦岭南的经历,对南食的忧虑却同于韩愈,在所作赠岭南崔侍御的两诗中再三叮嘱:“南方物候饮食与北土异……海物多肥腥,啖之好呕泄”,建议“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咸。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啖。”⑥又如白居易诗亦言:“面苦桄榔裛,浆酸橄榄新……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⑦总之,岭南饮食在唐人想象与叙述中,是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异味。当然,岭南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亦是安置逐臣的主要场所,唐人的岭南恐惧中其实寄寓着对自身命运的担忧,此点前人已多论述,容不赘⑧。

  除岭南外,中唐诗人的江南饮食书写亦值得注意。从饮食文化发展角度来看,经历东晋南朝经营后,许多江南食材已为中原接受,如唐人喜食鲈鱼鲙,唐诗中时可见之,紫蟹肥螯也成为诗人描写宴会时常出现的南方珍味,更不必说白居易久宦江南、习于鱼稻后,日常描写中常赞叹江南美食。不过,当江南与中原对照,仍不乏将之视为蛮夷的偏见。如白居易言:“鼎腻愁烹鳖,盘腥厌脍鲈。锺仪徒恋楚,张翰浪思吴。”⑨元稹则答:“膳减思调鼎,行稀恐蠹枢。杂莼多剖鳝,和黍半蒸菰。绿粽新菱实,金丸小木奴。芋羹真暂淡,炙漫涂苏。炰鳖那胜羜,烹鯄只似鲈。”⑩诗中的偏见或许来源于政治失意的贬谪遭遇,但其描写亦反映了诗人江南观感之一面:鳖腻、鲈腥,这些号为江南珍味的美食毕竟比不上北方羊羜的肥美,连锺仪、张翰的思乡情绪也显得难以理解。

  总之,中唐的岭南饮食书写,惯于表达南方瘴疠之地带来的生活与心理的双重阴影,以之为落后蛮荒的象征。而对于江南饮食,文士虽不乏喜爱赞叹,但依旧视其为与中原饮食不同的异味,也毋庸置疑。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士人遭遇挫折离开政治中心,无论去往江南或岭南,都不免生出蛮夷之感,难免忧己忧道之叹,从中可窥见其心中之道,与蛮荒的习俗与物质文化迥不相侔,是一种以文化为载体的外在内容。

  不过,在中唐一致视南食为蛮夷文化的氛围中,柳宗元态度颇异时流。上引韩愈诗,可见其对食蛙十分适应。他在岭南生活十余年,但诗文中对南食少有轻视戒备的书写,《放鹧鸪词》写吃鹧鸪之俗,也是从仁心出发,无一字责及这种与中原迥异的饮食习惯(11)。这也许与其长居南方逐渐适应有关,但他独异于时人的饮食观也值得关注。在《书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他以饮食比喻为文,对异味的宽容和接受与众不同:

  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12)

  并不将奇味看作正味的反面,而将之视为有益补充。这在唐代的南食偏见中,或许隐约预示了即将出现的新变。

  宋代改变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乖隔状态,南产北运大大便利,“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13)不仅韩愈所咏异味常出现在诗中,宋人热衷书写南食,几乎无所不包。终唐一代,韩愈南食诗未引起关注,至宋代却时有拟作(14)。曾被目为异味的南食,从北宋起成为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梅尧臣大量描写南食,对南方鳞介类尤其注目,所咏涉及鲎、蛤蟆、乌贼鱼、蛤蜊、银鱼、河豚鱼、鲌鱼、鱼、鹿角鱼、鳜鱼、鲥鱼、车螯、蟹、鳅鱼、虾等水产,荔枝、橄榄、金橘、银杏、鸡头等果品。北宋诗中描写南食的具体情形,陈素贞有详细考察,不再赘述(15)。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南食态度的变化,关于南食北馔的优劣评价尤堪玩味。北宋南食诗中常用莼羹羊酪之典,且将莼羹代表的南食置于羊酪所代表的北食之上(16)。仅以梅尧臣诗为例,就有“休言羊酪敌莼羹,我亦长行念东楚”(《路中月夕登霁景台与唐英话别》),“已见杨花扑扑飞,鮆鱼江上正鲜肥。早知甘美胜羊酪,错把莼羹定是非”(《邵考功遗鮆鱼及鮆酱》),“海若有丑鱼,乌图有乌贼……随贡入中国,中国舍肥羊”(《乌贼鱼》)等诸多诗句(17)。又如欧阳修《初食车螯》描写南产北来的新异刺激,认为北方“饮食陋莫加”,而时人对南食“共食惟恐后”(18),亦以南食胜于北食,这在唐代几乎不可想象。

  另外,对被视为蛮夷陋习的食蛙、食蛇,北宋士人态度较中唐也不同。从唐人作品看,仅有柳宗元表示接受食蛙,尚受到韩愈责备。但宋代食蛙却流行一时,许多笔记中皆可见之。梅尧臣在《寄题周敦美琨瑶洞》、《贻妄怒》两诗中毫不忌讳地提及食蛙(19),洪刍《学韩退之体赋虾蟆一篇》则言:

  柳州味南烹,下筯甘若饴。在昔荐宗庙,乃与羔兔齐。擅减几被坐,巨细不可遗。莫以腥臊弃,终将瑚琏期。(20)

  白居易笔下“形秽肌肉腥”的虾蟆(21),在此却被认为能“荐宗庙”,且在经典中找到了依据(22)。可见时人对南北饮食的认识发生极大变化:从惊惧抗拒一变为征奇好异,犹疑不决者虽偶亦有之,然更多津津乐道,比中唐视为异物、斥为蛮夷已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则宋代与前代相较,南北饮食文化交流的便利淡化了偏见,且许多士人在统治中心吃到南食,显示出天下一家的盛世之感,由此带来的自信与优越当然非贬谪南荒或离开统治中心的中唐诗人可比;二则到北宋中期,经历了南人北来的融合过程,南方士人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逐渐得到确认,南方文化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对南食态度的转变是与这种趋向一致的。但究其根本,则是宋人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其在审视南方、品尝异味时,心理不同于前人,最显著的变化是宋人几乎从未将南方视为中原文化的对立面。前举韩愈及元白诸诗,多嘱以慎重警戒之意,深畏沾染蛮习,而北宋士人送人南行或东行诗则多侈谈物产之丰富,以蛮习不足为虑。如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开头写岭南瘴疠之地,自然环境落后,可见时人对南方并非无清醒认识,但与元稹渲染蛮荒之地尽是令人呕泄的肥腥之物不同,王安石认为岭南物产丰美,胜过中原饮食,且多美士:“珍足海物味,其厚不为薄。章举马甲柱,固已轻羊酪。蕉黄荔子丹,又胜楂梨酢。逄衣比多士,往往在丘壑。从容与笑语,岂不慰寂寞。”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劝诫角度也与元稹不同,强调“予闻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御外物,得地无美恶”(23)。只要不为外物所侮,地无美恶之分。这种观念在曾巩《送李材叔知柳州》中有同样表述:

  谈者谓南越偏且远,其风气与中州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车船未行,辄以屈指计归日……其风气吾所谙之,与中州亦不甚异。起居不违其节,未尝有疾;苟违节,虽中州宁能不生疾邪?其物产之美,果有荔子龙眼蕉柑橄榄,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属,食有海之百物,累岁之酒醋皆绝于天下,人少斗讼,喜嬉乐,吏者唯其无久居之心,故谓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24)

  认为岭南与中原无异,能否安居在于己心,可见宋人对内省修身的重视,认为道之所存在己不在物,这与宋人普遍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理性心态是一致的。所以,即使面对前人难以接受的南食,宋人也不言逃避慎戒,而着眼于调节适应,诚如梅尧臣描写被认为苦腥下贱的泥鳅所道:“乃知至贱品,唯在调甘辛”,只要烹调得当,哪怕至贱之物,也可“胜紫鳞”(25)。反求诸己,以精神力量克服外物,自然不会“常惧染蛮夷”。总之,中唐到宋代南食书写的变化,从表面看,展现了日常生活与饮食文化的变迁,但其内核却标志着士人对道的认识。经过了由向外的文化寄托到向内的自我省视的过程,故而苏轼对岭南异味表现了达观的态度:“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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