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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2014年10月23日 14:22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作者:柏俊才 字号

内容摘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拓跋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在文化上,北魏皇族虽固守拓跋民族相对落后的文化传统,但试图接受多种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政策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了北魏文学的复苏。二、平城时期皇室文学始盛北魏皇室是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代表者,研究这个群体的创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可以了解北魏文学如何一步步更新民族文学观念,向先进的中原汉族文明靠拢。平城时期皇室文学简洁质朴的风格代表着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价值审美趣味,是北魏前期文学的主流。三、平城时期士人文学兴盛平城时期的士人文学创作可分为归附士人文学和本土士人文学两大类。

关键词:文化;平城时期;汉族;鲜卑;士人;中华书局;拓跋焘;迁都;北魏文学;道教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跋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关 键 词】文化交融/北魏文学/复苏

  【作者简介】柏俊才,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汉唐文学与文献。

 

  天兴元年(402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拓跋氏迁都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里,战乱频仍,经济发展滞后。可喜的是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出现端倪,北魏经济呈现复苏景象。在文化上,北魏皇族虽固守拓跋民族相对落后的文化传统,但试图接受多种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政策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了北魏文学的复苏。目前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较少,故撰此文试论之。

  一、平城时期的多种文化融合

  宋代叶适云:“刘、石、符、姚与夫慕容,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1]以胡变华,这是北魏初期拓跋氏推行的文化政策。到平城时期,这一政策并未改变,占主体的仍然是鲜卑因素。从统治阶层的任职情况来看,宗室贵族168人,代性贵族103人,汉族地主153人,汉族人是拓跋氏的57%,仅半数略强。若从高级文武官员的任职人数来看,宗室贵族111人,代性贵族59人,汉族地主71人,汉族仅占42%。就官员任职来说,鲜卑人占绝对的优势,而且多官居高位。在法律政策上,一直沿用严刑峻法。太武帝拓跋煮令崔浩定律时,腰斩、宫刑等酷刑比比皆是,甚至到了太和五年(481年),法律仍有“门房之诛十有六”,死刑达二百三十五条。虽经世祖拓跋焘两次、冯太后与孝文帝三次修订律例,略有改变,但主体未有太大变化。这种法律体制仍然是鲜卑贵族体系,与南朝法律迥异。但魏都平城毕竟是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频繁,贸易日滋,各种思想涌入,多种文化相互影响,北魏平城时期出现了以鲜卑为主的多种文化交融情形。

  与初期对汉族文化惧怕的心理相比,平城时期北魏王朝对汉族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北魏王朝先后派遣32次使节出使南朝,南朝宋、齐先后派遣35次使节出使北魏,南北交流频繁。在行人的往来中,北魏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始元年(396年),北魏夺取后燕并州后,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兴安元年(452年),宗爱杀死太武帝后为宰相,录三省。胡三省指出:“魏盖以尚书、侍中、中秘书为三省,亦犹今以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也。”[2]在魏都平城的建设上,更能体现北魏对汉文化的渴慕。《魏书·李冲传》云:“诏曰: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3]1181-1182可知,在平城的修建中,主要参与者为蒋少游、李冲和穆亮。蒋少游曾出使南齐,“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4],蒋少游在修建明堂、太庙时肯定采纳了金陵的模式与风格。李冲与穆亮是受儒学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由他们建设的魏都平城,势必融入汉文化因子。另外,在北魏平城时期,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像崔浩、李冲、李彪和穆亮走向了北魏政治的最前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学习汉文化相关联的,平城时期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在戎马倥偬之际已非常注重儒学,迁都平城始祭孔子。史称太宗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3]64。世祖拓跋焘时以皇权的威力把儒学推广到整个统治集团,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诏曰:“今制自王公己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3]97从此,胡汉高级官吏子弟一律要入太学学习儒学。拓跋焘时令州、镇长官辟举当地人士为属官,指明将卢玄等40多位大族人士召入平城,又令地方官举荐人才,大批世族人士应召入平城,使平城一时出现济济多士的局面。经过几代帝王的提倡,学业始兴,经术弥显。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平城时期颇受青睐。太祖拓跋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道教始播。太宗拓跋嗣、世祖拓跋焘亦喜好道教。太武帝拓跋焘“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3]3053。同时,接受道士寇谦之建议,以太平真君自居,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3]3053。自此,道教压倒儒佛,成为北魏王朝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道教内部还发生了变革,陆修静“改革原始的五斗米道,使民间道教变成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称为南天师道”[5]。寇谦之则依照北方的特点,适应拓跋氏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3]3051,建立了北天师道。南北天师道的改革,使道教在世祖朝达到极盛。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平城时期也艰难地发展着。文帝在洛阳,昭成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迁都平城的同年,太祖造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极力推崇佛教。太宗、世祖亦崇佛法,佛教与儒、道一样得到健康发展。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后,以僧尼人数众多,劳动力减少为由,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年五十已下者”[3]3032,这是太武帝初次抑佛。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又下诏曰:“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3]97此次抑佛把畜养沙门的人资格限定在王公大人以上,极大地减少了僧尼数量。佛教在太武帝朝受到重创,发展势头一度减少。高宗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不久便下诏恢复佛法,佛教的发展从此不可遏制。和平元年(460年),文成帝拓跋濬接受沙门统昙曜的建议,在京城西武州塞凿云冈石窟。北魏后期佛教寺庙达3万所,僧侣达200万人。

  魏都平城是座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往来频繁,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各种域外文化输入平城,对北魏的鲜卑文化产生了影响。《北史·西域传》云:“太武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6]大月氏国的琉璃技术传人北魏平城。《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欧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7]波斯的玛瑙制艺传入平城。1970年,大同市轴承厂在位于市区城南工农路(现改称迎宾东路)北侧的厂区内动土时发现一处北魏遗址,并出土鎏金錾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3件,八曲银洗1件,此后该厂区陆续又出土石雕方砚1件,石雕柱础以及多件铜鎏金铺首衔环。这6件文物经后人研究是孝文帝时期从中亚细亚传入平城金银器艺。这些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汉文化一样,都对魏都平城的鲜卑文化产生了影响。

  由此来看,北魏平城时期各种文化输入,相互影响,给鲜卑文化带来冲击。平城时期的多文化融合,势必对其文学艺术产生很大的作用,促使鲜卑皇族在文化领域变革。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载,平城时期的文学作品约有诗歌18首,散文210余篇。若与北魏(包括东、西魏)诗歌159首,散文1367篇的总数相比,显然少得可怜;若与迁都平城之前相比,其文学作品的总数超过了十倍以上。因此,平城时期是北魏文学复苏之时。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变化,主要与该时期多种文化交融分不开。为了便于讨论,笔者拟根据作者身份将平城时期文学分为皇室文学和士人文学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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