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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峰:奔向新天地 ——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赴延安的细节与启示
2018年08月13日 20:53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胡一峰 字号
关键词:西安;文化人;奔赴延安;华君武;介绍信;艺术家;黎辛;音乐家;路费

内容摘要:不久前,《中国艺术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狂飙诗人”柯仲平以及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延安往事,读来令人感动,也引人思考。延安,是一个神圣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受到文化人的广泛关注,大概是1937年下半年。

关键词:西安;文化人;奔赴延安;华君武;介绍信;艺术家;黎辛;音乐家;路费

作者简介:

  不久前,《中国艺术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狂飙诗人”柯仲平以及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延安往事,读来令人感动,也引人思考。延安,是一个神圣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受到文化人的广泛关注,大概是1937年下半年。音乐家冼星海在《到了新天地》 ( 1940年)一文中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他才知道延安这个名字。在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下,他于1938年秋天启程北行,来到了延安。大体也是从那时起,一大批艺术家、文化人怀揣理想,向往光明,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在祖国的西北角参与到拯救民族危亡的行动之中,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壮丽史诗。

  今天,我们翻阅史料发现,不少人去延安是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即“八办” )的介绍和安排。比如,音乐家向隅是拿着长沙“八办”主任徐特立的介绍信前往延安的。美术家王式廓、吴咸,以及曾担任文艺界领导的黎辛则是经武汉“八办”介绍先前往西安,又在西安“八办”统一安排下,才到了延安。民间文艺家贾芝、漫画家华君武也是经西安“八办”去的延安。给华君武写介绍信的人是李克农,华君武来到西安后,办事处给他开了“护照” 。因为华君武看起来不像个当兵的,就给了他一个职务“八路军文书上士” ,后来,他请人刻了一个闲章,就叫“八路军文书上士” ,以此来纪念那段经历。

  从回忆史料中,我们还知道,去延安除了有介绍人和介绍信外,有时还要通过各地办事处的“考试” 。考的内容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到延安去,以及哲学和时事方面的一些问题。黎辛回忆,主考官问他抗日战争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他按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作了回答,又问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托派等问题的看法,他就按照读过的马列书以及《新华日报》上的文章作了回答,顺利通过了考试。

  在各地“八办”中,西安“八办”是距延安较近的一个。不过,在当时的局势和交通条件下,从西安前往延安虽不足千里,也并非易事。有些人在西安编成队或组后,集体徒步前往。比如,王式廓和吴咸这一队共走了十二天。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到处是山,一行人“过了一山又一山,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梁,趟过了多少条河,荒山僻岭,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程,才有客店住宿” ,“在途中,我们是一天也不停留的,每天从天蒙蒙亮走到傍晚或天黑,恨不得一步跨到陕甘宁边区”(吴咸《忆式廓同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 。黎辛他们“一行一百四五十人,集体行动,一天走六七十里,住在县城或大集镇,约十个人编一组,没有路费的人,同组有钱的主动照顾,大家扛着行李,一路唱歌,一路前进,走了十天到达延安” (黎辛《在武汉考取延安“抗大” 》 ) 。

  除了步行,也可以坐车。但比起步行,坐车所要花费的钱更多。1938年,文艺家金沙等人在武汉“八办”董必武的介绍下,乘火车前往西安,一路上遭受日军轰炸和敌人盘查,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西安“八办” 。办事处的人员见队伍中的刘克英和刘克毅年龄小且比较瘦弱,就建议他们乘汽车前往延安。但他们还是决心徒步前往,原因之一是带的钱不够乘车。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变卖身上带的东西,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那么,如果坐车从西安前往延安,到底需要多少路费?曾经做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从西安到延安》一文中说,他第一次去延安时,从家里骗来24块大洋,名为学费,实为路费,不曾想刚到半途就被国民党扣留了,关押在泾阳县的保安队二十多天。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对延安的向往。偷跑出来之后,凑了14块钱,搭乘“八办”的车,“八百里路,整整走了三天” ,“车颠簸得厉害,一路上尘土飞扬” ,终于到了延安。许多年后,他和曾彦修聊起这段往事,曾说,你这14块钱算是少的。“我和田家英参加革命时,个人得拿出60块钱,我们好不容易才凑够” 。曾彦修是著名的出版家,做过人民出版社的社长,田家英则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中共八大开幕词的起草者。

  以当时的购买力论,这笔钱并非一个小数目。1936年,一个银圆在上海大约可以买到16斤大米或4斤猪肉。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是5角钱,最多1圆2角。1936年,明星胡蝶的月收入大概是725圆,金焰每月大概400圆, 1937年时,黎姿姿每月薪水360圆,但即便是演艺界,当时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的凤毛麟角,而且欠薪是经常的事。近期广受关注的张北海的小说《侠隐》的故事也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看到,太行门的掌门人李天然在《燕京画报》当英文编辑,一个月挣50块大洋,这已足可支持他在北平租一处房,雇个老妈子,出入有车,时不时下下馆子,过上不错的生活了。这么看来,去延安的路费并不便宜。由此也可反观,奔赴延安者追求理想之情的炽热与真诚。

  文化人到了延安之后,对住窑洞、吃小米的生活一开始不太适应。冼星海刚到延安时还一度负气地说:“保证我吃鸡,否则我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延安的氛围感动了,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比起上海、武汉时虽不如,但自由安定,根本不愁生计,则是那里没有的。如果比起法国的生活,更好得多了。 ”他还说,“关于音乐上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等,给予我对于新音乐建设的研究和实行以很大的启示。 ”他感到,延安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种感受是普遍的。1938年奔赴延安的何其芳在写于当年11月的《我歌唱延安》中说,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我想,在恢弘的延安文艺史上,这些可能只是一些细节。但细节往往最生动地折射出历史的走势、文化的潮流、时代的精神和人心的向背。古往今来,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来都是人类团结起来最牢不可破的纽带。从20世纪30年代艺术家、文化人奔赴延安的历史细节中,我们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才是内在的持久的强大的。抗战后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共有四万余人。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100人左右。这一大批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艺术家和文化人,聚集在宝塔山下,酿就了一股清新、健朗的文化之水,不但支撑着挽救民族命运的革命,而且给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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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一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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