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图书 >> 灯下漫读
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
2014年06月06日 14:17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5期 作者:尚小明 字号

内容摘要:一、游幕学人在清代学人学术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在清代的学者群体中,游幕职业学者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显然,并非所有的游幕学人都是职业学者,也并非只有游幕学人才是职业学者。为了弄清楚游幕职业学者以及其他各类职业、半职业学者在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在清代学人学术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加以具体分析。表1基本上涵盖了清代各种类型的职业、半职业学者。需要注意的是,职业学者和半职业学者之间,经常可以转化。表1清代职业、半职业学者群体类型职业学者群体半职业学者群体。3)实际上是除去上述各类职业、半职业学者之外的其他学者。二、游幕学人从事撰著活动的图书资料条件拥有图书资料是从事学术研究和进行撰著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

关键词:学者;学人;职业;年谱;阮元;幕府;学术著作;史籍;图书;影响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Writing Activities of the Youmu Literati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SHANG Xiao-ming(Histor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作者简介】尚小明(1968-)男,山西石楼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游幕不仅使清代学人有机会接触和利用各地的图书资料,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地理研究和诗歌创作等,也有重要影响。游幕学人还在一些学者型官员的组织下,编纂出一系列大型经史著作,从而成为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文化成果的重要承担者。

  【关 键 词】清代/游幕学人/学术活动

 

  清代是学术文化发展比较兴盛的一个朝代。在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时期里,不仅涌现出众多著名学人,而且官私撰著活动非常活跃,刊刻著述汗牛充栋。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长时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各级官员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则是一代代学人辛勤耕耘的结果。其中大批游幕职业学者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活跃于各级官员尤其是一些地方大员的幕府当中,从事编书、注书、校书等工作,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游幕学人在清代学人学术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

  在清代的学者群体中,游幕职业学者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所谓游幕职业学者,就是指那些专门从事学术活动的游幕者。显然,并非所有的游幕学人都是职业学者,也并非只有游幕学人才是职业学者。事实上,清代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职业学者。此外,还有半职业学者。为了弄清楚游幕职业学者以及其他各类职业、半职业学者在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在清代学人学术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加以具体分析。(见表1)

  表1基本上涵盖了清代各种类型的职业、半职业学者。需要注意的是,职业学者和半职业学者之间,经常可以转化。如职业学者(2)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转化为半职业学者(1)。反过来,半职业学者(1)在弃官、致仕或仕途受挫之后,也常常转化为职业学者(2)、(3)或(4)。下面作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职业学者(1)所指只是参与官方组织的学术工程的部分人员,而不是全部的参加者。因为并不是所有官方学术工程的参加者都是学者。比如《四库全书》的纂修,自开馆至第一部书成,历任馆职者共360人,堪称学者的不过戴震、邵晋涵等二十余人。[1](P20)其他人多靠延聘职业学者(2)来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章学诚说“自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2],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像丁杰、洪亮吉、凌廷堪等学者都曾应四库馆官员校书之聘。职业学者(1)一般从事的是大型的修书工程,对清代学术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个人的撰述活动往往会受到影响。

  第二,半职业学者(1)往往因忙于各种事务和应酬,而使其学术活动受到影响。但是,当他们弃官、致仕或因仕途受挫而转化为职业学者(2)、(3)或(4)的时候,往往会在学术上做出重大贡献。钱大昕、王念孙、卢文弨、王鸣盛、王昶、段玉裁等都是如此。半职业学者(1)要想在任职期间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延聘职业学者(2)和半职业学者(2),使自己成为幕主。清代各大学人幕府的幕主,如徐乾学、毕沅、阮元、曾国藩以至端方等,都是通过这种办法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位置的。

  第三,半职业学者(2)在清初和晚清比较多,由于精力分散,不易在纯学术领域做出大的成绩,除非他们转化为职业学者(2)、(3)或(4)。不过,由于半职业学者(2)对社会现实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很容易将学与政结合起来,从而在思想领域做出贡献。晚清的魏源、包世臣、冯桂芬皆此类人物。

  第四,半职业学者(3)实际上是除去上述各类职业、半职业学者之外的其他学者。他们在数量上比较少,特别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学者,更是非常之少。一般所谓宋以后士商界限逐渐模糊的情况只在下层士人中才比较明显,在上层士人中并不突出,因为业商与上层士人的价值取向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且从事商业活动本身,也会影响学者专心致志地进行学术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清代学术发达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是职业学者(1)、(2)、(3)、(4)和成为幕主的半职业学者(1)。其中,职业学者(3)、(4)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个人性质的,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学术活动。而职业学者(2)则可以在成为幕主的半职业学者(1)的组织下,进行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因此,职业学者(2),即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游幕学者,在清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正是由于清代特别是康雍乾嘉时期,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游幕职业学者,他们能够比较专心地进行学术研究,从事撰著活动。因而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游幕学人从事撰著活动的图书资料条件

  拥有图书资料是从事学术研究和进行撰著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技术水平的提高,图书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图书收藏热渐渐兴盛起来。然而藏书家未必就是学者,而多数学者则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大量收藏图书。游幕学人一般都比较贫困,他们及其家庭基本的生活需求,尚且需要幕主的资助,要收藏足够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从事撰著活动的资料和著作,是相当困难的。靠节省游幕收入购买图书而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人并非没有,但对多数游幕学人来说,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撰著活动,主要还是靠利用别人的藏书来进行。至少,他们可以利用以下三类藏书中的一类。

  (一)幕主的藏书  一般情况下,幕主都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资料,这是他吸引游幕学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大幕府主如徐乾学、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谢启昆、曾燠、曾国藩、张之洞、端方等,莫不拥有自己的藏书。当然,一些小的幕主也往往有自己的藏书,可供其幕宾使用。由于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师友关系,因而幕宾一般都能够很便利地使用主人的藏书,这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撰著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孙星衍自述道:“(予)逾二崤而西,著述于关中节署,毕督部藏书甲海内,资给予,使得竟其学。”[3]再如,赵翼应尚书汪由敦之聘,代作书札及应制诗文,汪极爱赵之才,插架书万卷,供其翻阅,赵翼“因是见闻日扩,益得肆力于古”[4]。又如,李详依淮扬海道谢元福幕下,元福“遍发藏书资之”,李详“纵意渔猎,七略四部,穷源尽委”,又与幕中友人“扬榷今古,学识大进”。[5]

  (二)官方的藏书  主要包括内府藏书及乾隆中叶以后所修《四库全书》等。内府藏书及北四阁(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非一般士子所能利用。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许士子到阁钞阅,但须事先呈明,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但是,对于朝廷大员及地方官,特别是地方大员来说,不仅可以随意使用南三阁的藏书,而且有机会看到北四阁藏书乃至内府秘籍。他们的幕下学者也因此而有机会接触到一般学者难以接触到的图书资料。如刘献廷因在京受徐乾学之聘纂修《明史》而得以看到大量朝廷秘籍,并钞录之。徐氏携书局南下时,“一时金匮石室之秘藏,职方图册之汇献,不惮数千里携载以归”[6],幕下学人因此大受其益。邵晋涵、洪亮吉、钱坫等为毕沅修《续资治通鉴》,率先看到毕沅从四库馆抄得的进献之书、天府秘籍及《永乐大典》中所载有关宋元史事。李锐为阮元撰《畴人传》,许多史料来自文澜阁藏书。胡虔等为谢启昆修《小学考》、《史籍考》,也充分调用了文澜阁藏书。这些学术活动都是围绕幕主的需要而进行的,游幕学人因此有机会看到大量官方藏书,他们学术研究和撰著活动也往往因此而得以进行。

  (三)游幕地的私人藏书  清代著名学者桂馥曾说:“北方学者,目不见书,又鲜师承,是以无成功。”[7]这句话讲到了北方何以学者不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缺少图书资料。反过来讲,江南地区之所以能产生众多学者,与那里拥有丰富的官私藏书息息相关。如扬州马氏、浙江鲍氏、宁波范式、浙江汪氏等都有大量的私人藏书。其他拥有一定数量图书资料可称为藏书家者还很多。这些私人藏书有许多并没有被《四库全书》收录,特别是他们收藏有不少钞本或善本书籍,往往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清代学人的游幕地域主要在江南地区,乾嘉时期的重要学人幕府,除毕沅幕附外,均活动于江浙和安徽,这就使那些游幕学人得以就近阅览到大量的私人藏书。

  总之,就游幕学人自己难以拥有足够从事学术研究和撰著活动的图书资料而言,他们是不幸的。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流动,这就使他们往往能接触到那些闭户读书的学者们不易看到,甚至完全不可能看到的图书资料。正因为如此,清代游幕学人虽漂泊不定,却能够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三、游幕经历对清代学人撰著活动的影响

  古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言读书与阅历,二者不可偏废。对清代学人来说,游幕除了为他们利用各地的图书资料创造了一定条件外,还是增长阅历的一条重要途径,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以读书所得证之于实的极好机会。正因为如此,清代学人的游幕所历,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以文献考证为主的经史研究及有关著作的撰写。但就游幕对学人学术活动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主要还在边疆史地研究、当代史著作的撰写以及诗歌创作方面。

  舆地之学在传统学术中难度最大。由于交通不便,要对各地的山脉、河流、湖泊、城镇、关隘、道路、古迹、物产乃至民风、民俗了如指掌,非常不易。特别是边疆地区,“地既险僻,士君子所罕游,居人又罕能文”[8],切实可靠的文献记载不多。所以,研究边疆史地,实为难中之难。清代学人游幕之风盛行,虽然江以南为主要游幕之地,但游幕边疆者也颇不乏人。其中多精通学问且留心边疆史地之人,非如“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9]。他们对边疆史地作实地考察、研究,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康熙时期开创西北史地研究先河的梁份到嘉庆年间以研究西北史地而著名的祁韵士、徐松,都曾以幕宾身份在西北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梁份所著《秦边纪略》(初名《西陲今略》),被刘献庭誉为“有用之奇书”[10]。祁韵士所编《皇朝藩部要略》及徐松所撰《新疆识略》,亦皆研究西北史地的名著。嘉道之际的一些学者像张穆、沈垚、魏源等虽然多在内地游幕,但他们与曾经游幕边疆的徐松等人交往密切,经常讨论边疆问题,并相互吸收研究成果,因而也成为研究边疆史地的名家。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沈垚的《新疆私议》、魏源的《圣武记》都是重要的西北边疆史地著作。晚清时期,俄罗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加剧,对东北史地的研究遂成为学者们的又一个关注点,产生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如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屠寄的《黑龙江驿程日记》和他负责绘制的《黑龙江舆地图》等。上列各书的作者也都曾游幕边疆,进行过实地考察。

  清初学人游幕重经世,但由于担心触动新朝之忌,将自身所历笔之于书的并不多,堪称史学著作的就更少了。谈迁的《国榷》可算是一部难得的著作。此书“于万历后尤详”[11],谈迁生活于明神宗后期至清顺治后期,因此此书的后半部分可算是当代史。谈迁曾为南明弘光朝宰相高弘图的幕宾,和张慎言等大臣往来,许多事情都得于亲身闻见。入清以后,又应聘为弘文院编修朱之锡幕宾,在北京住了两年多,抄得大量邸报和私家藏书,并访问了吴伟业、曹溶等晚明人物。《国榷》崇祯朝史事,主要就来自这些邸报和访问。因此,《国榷》一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建州史料,而这恰恰是清朝官修《明史》为了掩盖其祖先臣属于明朝,接受过明朝册封的事实而隐没、窜改、歪曲了的。清中期,朴学发达,史学研究以文献考证为主流。有关当代史的著作,主要是记述清政府开疆拓土的“武功”和镇压农民起义的业绩。这些著作几乎全由身历其事的游幕学人撰写,因而极具史料价值。如蓝鼎元的《平台纪略》、王昶的《征缅纪略》、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等等。晚清道光以后,清廷文网已疏,朝廷忌讳渐少,“于是史学界的风气,由考史而转于修史,编纂当代史籍遂渐渐兴盛”[12](P352-353)。与清中期一样,晚清的当代史著作也多出幕府宾僚之手,但取材稍广,著作规模也稍大。关于两次鸦片战争,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夏燮的《中西纪事》。关于湘军及其对太平天国的镇压,有王闿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湘军记》。关于晚清人物事迹,有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也收有晚清一些重要人物。上列各书的作者都曾作为晚清地方大员的幕宾,耳闻目睹了当时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有关人物及史事十分熟悉,因而这些著作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游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要更广泛、更深刻。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学体裁,诗歌创作素有言情、言志的传统。而情志的表达,与创作者同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的联系、创作者的阅历密不可分,故土子出游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极大。清初学者陆元辅曾言:“诗必游而后工,必穷者之游而后尤工。”[13]游幕为贫寒士人出游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其于诗歌创作的影响自然不浅。姚椿《史赤霞遗集序》曰:“古之人才聚于幕府者为多,而于诗人尤盛。盖其见闻繁富,阅历广博,凡欣愉忧愤之情,身世家国之故,其于人己晋接,皆徵性情,抒才藻。自风雅以来,行旅篇什,唐宋以降幕府征辟之士班班著见,载籍者大抵其客游之作居多也。”[14]张九钺《健松草堂诗钞序》亦曰:“余尝谓古今人才多出幕府,自应、刘、陈、阮后,颜、谢、鲍、庾,唐之少陵、义山、牧之,宋之欧阳、苏、陆,其尤著者。士抱不世才奇于数,既不能屈首场屋,就有司绳尺,又不甘槁项黄馘,抱一经死牖下,于是旅食四方,借笺奏牍檄以抒其汲古经世之学。而生平沉郁苍凉之气,则时时跌宕于诗歌。余往来南北幕府三十余年,见奇才恒多,益自信此言为至论。”[15]清代学人游幕盛于各代,游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较各代广泛。游幕诗人众多,奇才辈出,反映游幕生活的诗篇见于多种诗文集中。这些游幕诗人大多为生活穷困,怀才不遇之人。他们“蓄其所有而未得施于行事,因舟车所更涉,历揽山川之雄秀、城阙之壮丽、人物之英伟、古迹之苍凉,感其郁积,往往形诸歌咏,以写伤今怀古、思亲念旧、嗟老叹卑之意。性灵所寓,墨光照耀,洵非桅言蜡貌而为欢娱之词者所可及也。”[13]有不少诗篇反映民风民俗,表达民生疾苦,揭露官场黑暗、腐败,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游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实在不可忽视。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中有所谓“幕府文学”的话,并不夸张,遗憾的是,文学史家们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游幕学人的自撰与代撰活动

  就游幕学人撰著活动的性质而言,主要有两种,一为自撰,一为代撰。自撰是指幕宾在幕府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自己的学术著作撰著的活动。如王源客游淮安太守官署,阅李塨《易经传注》,“知《太极》、《先天》诸图皆道家异说,与圣经抵牾,乃于淮署著《学易通言》五卷”[16]。惠栋客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写定《易汉学》。[17]朱铭盘客金州提督张光前军幕,著《四裔朝献长编》及《宋会要》、《齐会要》、《梁会要》、《陈会要》。[18]代撰是指幕宾应幕主的要求,为了幕主的需要而进行的撰著活动。幕主延聘学人入幕,一般情况下总是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而幕宾既然接受了幕主对其生活及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就有义务为幕主服务。因此,代撰在幕宾的撰著活动中占有主要位置。

  幕宾代撰的内容有许多方面,如诗文、书牍等皆在范围之内。不过,这类代撰多为应景之作,学术价值不大。就幕宾代撰之作的价值和影响来看,无疑应在学术著作的编撰方面。这类代撰之作为数不少,其中一些是由某个幕宾独力撰著或由少数几个幕宾合作撰著的,一些大型学术著作,则由幕主组织多名游幕学人协力进行。兹将考索所得,列表如次。(见表2)

  除表2中所列各书目外,还有一些大型著作虽非完全出自幕府,但游幕学人在撰著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明史》及康熙朝所修《大清一统志》等。

  表2 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注:方志编纂是幕宾撰著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清代的名志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游幕学人之手,由于数量太大,加之方志的纂修者在志书中一般有明确记载,不像幕宾所撰其他学术著作那样往往不易判别其实际撰著者,故这些方志均不在“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中列出。)

  幕主延聘幕宾时,一般都要考虑其兴趣和特长,因此游幕学人的自撰与代撰活动往往有一定关系,或通过代撰而为自撰做好准备,或把自撰与代撰紧密结合。如胡渭参纂《大清一统志》,“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钞集,与经文比次,比郦道元水经注其下;郦注所阙,凡古今载籍,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19]。归里后,“一切人事谢绝,因取向所手记者,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三期而成,厘为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20]。章学诚通过为毕沅纂修《史籍考》,而为完成《文史通义》创造了条件。在给孙星衍的信中,他写道:“鄙人比日与洪(亮吉)、凌(廷堪)诸君为中丞编《史籍考》,泛览典籍,亦小有长进,《文史通义》亦庶可藉是以告成矣。”[21]黄文旸应盐政伊龄阿之聘,在扬州词曲局修改古今词曲,事后编成《曲海目》,“对金元以来的戏曲作者,时代先后,多有参订。后来的《曲目新编》即以此书为蓝本;王国维的《曲录》也是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充到三千种的”[22]。洪颐煊客山东督粮道孙星衍署,审定孙星衍所校《管子》,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又以校本见遗,于是删其重复,附以鄙说,成《管子义证》八卷”[23]。

  不过,代撰与自撰也存在着冲突。代撰一般都有一定的期限,这就使幕宾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此,从而使自撰受到影响。段玉裁后悔为阮元主定《十三经校勘记》而耽误了己著的撰写,在嘉庆九年(1804)给王念孙的信中写道:“惟恨前此三年,为人作嫁衣裳而不自作,致此时拙作不能成矣。”[24]沈垚应聘为姚元之修《国史地志》等书数年,“竟无暇为自己著述”[25]。更有胡虔其人殚精竭虑为谢启昆撰《西魏书》、《小学考》等名著,而“己所私著罕卒业,尝刻《识学录》一卷,其余残稿散佚”[26]。由此可见,代撰往往会耽误己著的撰写,甚至会使游幕学人终生不得以己著显名于世,其对自撰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游幕学人代撰学术著作,并不意味着幕主不发挥作用。实际上,游幕学人所追随的幕主一般都是学者型官员,且不说他们在赞助和组织幕府的学术活动方面起的作用,就是在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方面,他们也往往是行家里手,因而常有一些幕主在幕府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作用。如阮元幕府所撰之书皆阮元“自起凡例,择友人、弟子分任之,而亲加朱墨改订甚多”[27]。端方聘幕宾撰《陶斋藏石记》,而他自己“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日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28]。因此,一些代撰之作实际上是宾主共同努力的成果。

  五、游幕学人撰著活动的影响

  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其影响也体现在多方面。不过,在他们的撰著活动中,最重要的,还是经史著作的撰著。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清代学人对经史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校勘、注释与疏解,并编纂出一系列大型经史著作。这些成果有一些是由政府出资、组织学者进行的,如《四库全书》等的纂修,另外一些则是由地方大员自己出资或筹集资金、组织学者完成的。如《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等的编校,《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史籍考》等的编纂。

  从《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可以看出,上述成果,全都主要出自游幕学人之手,特别是那些学问优长的官员如徐乾学、毕沅、阮元等的幕府,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籍纂诂》汇辑了唐以前的训诂成说,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王引之称赞此书“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29]。陈澧则认为此书“为自古以来未有之大书,将来虽有诋毁考据训诂之学者”,于此书亦“不敢置喙矣”[30]。《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仿唐人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所要求的“凡汉晋以来名本之异同,师承之源委,莫不兼收并载,凡唐以前诸经旧本,赖以不坠”[31]的做法,以宋十行本为主,参考唐石经及宋元各种版本,详加校勘而成,阮元称之为“大清朝之《经典释文》”[32]。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则称之“为经学之渊海”[33](P344)。

  《通志堂经解》主要收录宋元明时期程朱理学家的说经之作。《皇清经解》将清代全盛时期的经学研究成果,差不多都网罗在内,论者称之为“汉学之巨观,经生之鸿宝”[34]。《皇清经解续编》则除搜采《皇清经解》未能收入的一些说经之书加以编刊外,又刊刻了部分晚清经学家的著作。这样,通过《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的编纂,再加上《十三经注疏》的重新刊刻,中国古代直至晚清的经学著作大多网罗在内了。从中不仅可以窥见经学的发展脉络,而且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

  《资治通鉴后编》“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所载舆地,尤为精核”[35]。虽然有关宋元历史的许多著作,皆未得窥,因此难免有漏略之病,但它还是远胜于前此续鉴各本。《续资治通鉴》以《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充分利用了乾隆中叶朝廷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多种宋元时代的佚书,以及海内进献之书“所载事涉宋元者”,从而成为诸家续鉴中最好的一种。

  《史籍考》是我国目录学上一部名著。它仿效朱彝尊《经义考》体例,历时70年,经历了三个幕府的十多位著名学者之手,始编纂而成。此书虽未能刊刻,并在咸丰六年(1856)毁于战火,但从章学诚所撰《论修史籍考要略》、《史籍考释例》、《史籍考总目》等现存文献可知,《史籍考》分制书、纪传、编年、史学、稗史、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等十二部,下面又分五十五目,分类颇为精密,论述也颇多发明。它打破了传统的四分法的史籍分类方法,反映了章学诚六经皆史、四部皆史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史籍分类的最高成就。

  此外,游幕学人所撰其他一些著作,也具有重要影响。如《畴人传》甄录自来算家从远古至清初,旁及西洋,凡二百八十人,成书四十六卷。我国学术界开始有了系统记载天文算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的专书,给后人考镜源流得失以极大的方便。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此书“可以算是中国书籍中一本最近乎中国科学史的著作”[36](P259)。《皇朝经世文编》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共收文章两千二百余篇。内容涉及漕运、盐法、币政、税收、备荒、水利河防以及兵事、刑法、礼俗制度等有关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实务的许多方面,是经世之学经过清中期一百多年的衰微之后,在嘉道时期重新复兴的象征。它适应了晚清“衰世”社会变革的需要,因而此书一出,备受推崇,“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此书”[37]。续编之风经久不衰。

  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清代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的主要创造者,是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文化成果的重要承担者。没有游幕学人,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学术活动的游幕学人,这些工作的完成是难以想像的。当然,也就很难有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繁荣景象的出现。大规模地清理历史文化遗产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研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实在是很深远的,值得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M].上海:上海书店,1992.

  [2] 章学诚。丙辰札记[A].章氏遗书:外编卷三[M].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3] 孙星衍。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A].五松园文稿:卷一[M].四部丛刊本。

  [4] 佚名。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Z].光绪三年滇南唐氏重刊《瓯北全集》本。

  [5] 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A].碑传集补:卷五十三[Z].台北:明文书局,1985.

  [6] 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A].横山文集:卷七[M].民国铅印本。

  [7] 桂馥。周先生传[A].晚学集:卷七[M].光绪三十年刊校经山房丛书本。

  [8] 梁份。与朱字绿书[A].怀葛堂文集:卷一[M].光绪陶福履校刊豫章丛书本。

  [9]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汤中。梁质人年谱:康熙三十年[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1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M].民国二年上海文端楼石印本。

  [12]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A].中国史探研[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陆元辅。燕游草序[A].陆菊隐先生文集:卷六[M].清刻本。

  [14] 姚椿。史赤霞遗集序[A],晚学斋文集:卷四[M].光绪廿年(序)娄县姚氏刻本。

  [15] 张九钺。健松草堂诗钞序[A].陶园文集:卷四[M].道光廿三年赐锦楼重刻《陶园全集》本。

  [16] 李塨。王子传[A].恕谷后集:卷六[M].光绪五年刻畿辅丛书本。

  [17] 王昶。易汉学跋[A].春融堂集:卷四十三[M].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刊本。

  [18] 郑肇经。曼君先生纪年录: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Z].民国廿三年刊《桂之华轩遗集》本。

  [19] 杭世骏。胡先生渭墓志铭[A].碑传集:卷一三一[Z].北京:中华书局,1993.

  [20] 夏定域。德清胡胐明先生年谱:康熙三十三年[Z].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21] 章学诚:与孙渊如书[A].章氏遗书:卷二十九[M].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22] 袁行云。清乾隆间扬州官修戏曲考[A].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M].四川:巴蜀书社,1990.

  [23] 洪颐煊。管子义证序[A].管子义证:卷首[M].嘉庆道光间临海洪氏刻传经堂丛书本。

  [24]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嘉庆九年[Z].民国廿五年北平来薰阁刊段王学五种本。

  [25] 沈垚。与丁子香[A].落帆楼文集:卷十[M].民国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26] 方东树。先友记[A].仪卫轩集:卷十[M].同治七年刊本。

  [27] 阮亨。瀛舟笔谈:卷七[M].嘉庆廿五年扬州阮氏刻本。

  [28] 龚锡龄。陶斋藏石记序[A].陶斋藏石记:卷首[M].宣统元年浭阳端氏石印本。

  [29] 王引之。经籍纂诂序[A].经籍纂诂:卷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0] 陈澧。东塾杂俎:卷一[M].民国卅一年北平古学院刊敬跻堂丛书本。

  [31] 阮元。恭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折子[A].揅经室二集: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2] 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十一年[Z].咸丰年间阮氏嫏嬛仙馆刊本。

  [33] 皮锡瑞。经学历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34] 杨守敬、李之鼎。增订丛书举要:卷二[M].民国七年江西昌明印书局刊本。

  [3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36] 引自傅祚华。畴人传研究[A].明清数学史论文集[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7] 俞樾。皇朝经世文续集序[A].春在堂杂文:四编七[M].光绪廿五年刊《春在堂全书》本。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钟永新)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