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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 与“诗缘情” 的流变
2016年01月25日 14: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朗 字号

内容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筵肖朗“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诗歌创作也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恢复儒家的道统与文通。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加上他的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世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峰。到了宋代,和君临天下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相比,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开始转为内向,特别是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关键词:诗歌;诗言志;文学创作;陈子昂;儒家;风骨;情感;诗人;文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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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的实质,就是把文艺看作心灵的表现,这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有很大的差异。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的作者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成书于荀子之后的《乐记》,在论及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事实时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虽然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仍然继承了“诗言志”的说法,但是“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范围有了扩大,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主要指的是政治抱负和政治志向,重在理,而到了两汉,则是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作者在这里分析了诗、乐、舞三者与情感强弱的递进关系。最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在先秦文献中,谈诗的起源主要集中在“志”的方面,对“情”较少涉及,只有屈原赋中的情志是合一的,但在当时不是主流思想,到了汉代最终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这种看法的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情志愈广……文以情变……以情纬文。”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创作是在抒情中言志的特点,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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