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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解体与中国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
2014年06月25日 07:00 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作者:刘伟 字号

内容摘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村落社会的快速解体及其对乡镇治理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通过2009年7月和8月针对中国11个省19个村落的调查,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广大村落普遍存在解体的趋向,但各地村落解体的层面和程度均存在区别。今后,国家在总体上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同时,应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解体状况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可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

关键词:村落解体;乡镇治理;路径选择;重建共同体

作者简介:

    摘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村落社会的快速解体及其对乡镇治理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通过2009年7月和8月针对中国11个省19个村落的调查,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广大村落普遍存在解体的趋向,但各地村落解体的层面和程度均存在区别。今后,国家在总体上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同时,应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解体状况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可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

    关键词:村落解体;乡镇治理;路径选择;重建共同体

    基金项目:民政部委托课题“村落解体现状与乡镇治理的路径选择”(2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乡村治理转型中的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编号:10YJC810028);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编号:2012M511228)

    作者简介: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后,武汉 430079

  本文关注的是我国村落在近十余年来普遍走向解体直至凋敝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对我国的乡镇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当然,这里所讲的村落主要是自然村意义上的。与行政村不同,自然村更具有与传统村落相关的延续性,自然村落的巨变尤其是其解体直至凋敝,对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影响或许是根本性的,其对中国国家治理尤其是乡镇治理的影响也将是根本性的。

  正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独特传统、经历的独特改造以及农村的尴尬现实,当前在学术界出现了两类互相争论的观点。总结来看,其中一类观点认为,目前农村的尴尬是由中国现代化不足带来的,如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还不高,只要待以时日,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化逐渐深化,问题最终就会解决。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种种乱象和发展困局,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过快超越了村落的内在承受力。因此,要反思我们现在主导的快速现代化和强势的国家政权建设,强调将村落社会重新建设成为理想的生活家园。

  笔者认为,出于对传统村落的诗意想象和情感留恋,试图阻止整体上村落衰败的趋势,无疑是不现实的。因为村落的命运已经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更依赖于裹胁着它们不断转型的现代化大潮和外部世界。更为理性的态度可能是,一方面,承认从总体上和最终的大势上,我们难以改变村落衰败直至部分消亡的趋势,换言之,“村落的终结”[1]是我国相当部分乡村或城中村的归宿;但另一方面,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是否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以使我们在单向度的现代化面前依然有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对我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带来损害,而我国各地村落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定型化,因而存在努力的空间。显然,对于我国各地村落发展的实际状况,有必要从村落解体的角度展开调查,并进而确定乡镇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村落解体的概念与指标

  我们这里所讲的“村落解体”,是相对于传统村落的“自成一体”状况而言的。从理想类型上看,传统村落具有自主性,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内部具有紧密的联系,并能很好地通过自身的循环系统满足其需要。具有表现如下: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生产帮扶体系,自我满足消费欲望,自我维持内部秩序。而从成因上看,以上的诸多特征依赖于相应的内外支持结构:从内部看,村落的自然条件与空间分布,熟人社会的特质,交换圈的客观存在,资源总量限制与模糊化利益,民间信仰体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变量;从外部看,“编户齐民”的限度,“皇权不下县”与乡绅的非正式治理,政府的重农观念与休生养息的理念,村落与国家共享一套文化符号,是非常关键的外部结构性因素。[2]

  系统解析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机制,可以发现其维持所需要的独特的社会条件,因而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应该说,当前我国的村落,在主要方面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村落的以上性质。相反,处在快速现代化语境下的村落,更多的是走向解体的,也即,其内部联系变得越来越松散,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其靠自身的组织系统解决其问题的能力趋向弱化。这一点,已被众多乡村调查所充分证实。[3][4][5]

  换言之,本文对村落解体的判断,主要是其自主性的逐步弱化直至丧失。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测量村落的解体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村落的类型。村落解体的具体测量指标,可以按照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设计,综合考虑村落解体的程度进行判断:

  其一,常住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一定数量的常住人口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前提,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他们在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才能使共同体得到延续;而人口内部的结构同样非常重要,性别结构、老中青幼的年龄结构必须具备一定的均衡,否则其社会关系及其延续性将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二,村民间相容性利益的存量。也就是说,居住在村落中的村民之间具有一些共同利益,有一些事关所有人的事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走到一起。一般而言,相容性利益存量越丰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就越频繁,村民对作为整体的村落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相容性利益较少甚至稀缺,村民关系就相对松散,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不那么频繁,他们对村落共同体就会失去关注的热心。

  其三,村落公共生活频率与效果。即村落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和娱乐空间,是否能够举行经常性的公共活动,让所有村民或大部分村民都参与其中,并能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一方面与前面的第二个方面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又存在区别。村落的公共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如果村落公共生活的频度比较高,社会效果比较好,本来关联比较弱或意识不到彼此密切关联的村民,也可能因为公共活动而对其他村民表示关注,并对村落的各项事务表示关心。也就是说,公共活动具有延续和建构村落共同体的功能。

  其四,村落精英质量与功能发挥。村落无论在什么时期,相对而言,都是国家权力深化比较弱的空间,其至多多少少都具有自然性和自治性。在这样一个比较自然和自治的空间,当地精英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关键。很难想象一个秩序良好的村落没有相应的精英,更难想象精英功能不能很好发挥的村落,其自给自足能够长期延续。

  其五,村民间生活交往及其互动。就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村民之间能否互助以克服某些村民面临的难题,对村落共同体而言也非常重要。家庭个体的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而乡村生活又面临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如自然灾害、疾病或其他变故。在这种情况下,相邻的村民或具有血缘关系的村民能否互相帮扶,是衡量一个村落内部的社会关联是否解体的重要指标。

  其六,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也就是说,村落中的人是否将主要的关注点和生活归宿放在村落,还是将目光放在村落之外,而普遍希望离开村落到外面发展。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有大部分村民都把村落当成自己最重要的家和安身立命的所在,村落才具有了长期延续的可能。否则,村落就变成开放性的,它的价值和地位就趋于下降。集中体现就是他对年轻后辈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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