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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阿佩尔坚持哲学的先验进路
2017年06月13日 08: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周兴 字号

内容摘要:除了译过《哲学的改造》,我还译过他的一篇重要论文《语言交往的先验概念与第一哲学的观念》。这篇论文与《哲学的改造》属于同一时期,是作者所谓“根据语言哲学批判地重建哲学史”的工作设想的纲要。但阿佩尔自己却说,他的哲学已大有进展,《哲学的改造》以及早期著作不再那么重要了,当时出版不久的《有关先验语用学开端之检验的争辩》。正是从海德格尔出发,阿佩尔试图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把先验哲学置于当代哲学语境之中,发展出他所谓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涉及他所谓话语论辩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因而无疑是一种先验论证,阿佩尔本人也称之为“终极论证”。

关键词:阿佩尔;先验论证;哈贝马斯;语言;先验哲学;德格;先验语用学;本体论;交往;哲学家

作者简介:

  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教授于今年5月15日去世,笔者曾于2000年去法兰克福拜访过阿佩尔教授,彼时他已经荣休,但仍旧笔耕不辍。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他本人的哲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关于他跟哈贝马斯的区别。二是关于他自己的哲学。除了译过《哲学的改造》,我还译过他的一篇重要论文《语言交往的先验概念与第一哲学的观念》。这篇论文与《哲学的改造》属于同一时期,是作者所谓“根据语言哲学批判地重建哲学史”的工作设想的纲要。此外,笔者对他的《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1963)深有兴趣,认为他把欧洲大陆人文语言哲学的传统梳理清楚是特别有意义的。但阿佩尔自己却说,他的哲学已大有进展,《哲学的改造》以及早期著作不再那么重要了,当时出版不久的《有关先验语用学开端之检验的争辩》(1998)才是最重要的。

  阿佩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贝马斯的哲学引路人,特别是他试图打通欧陆人文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宏大的思想视野,以及他关于“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哈贝马斯。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当代哲学的视野里,阿佩尔虽说未被完全冷落,但却未能像哈贝马斯那样获得高度的关注。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在于阿佩尔的纯粹哲学理想,他的纯粹哲思与这个时代的非纯粹气质难以合拍。所以阿佩尔才会特别强调自己哲学的个性。而笔者以为,阿佩尔区别于哈贝马斯的,应该是他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特别是他对所谓“先验论证”或“终极论证”方法的坚持。

  众所周知,“先验”问题首先是一个近代哲学的问题,尤其在康德哲学中表现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到现象学开创者胡塞尔那里,其所谓“先验现象学”的“先验”的含义并未逸出康德先验哲学。之后,海德格尔完成了一次对“先验”含义的拓展,首先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不只是知识论,不只是要解决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而且也是存在学/本体论,不然的话,我们就难以理解康德所谓的“一般可能经验的先天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进一步,海德格尔把“先验”与“超验”并举,用以标识希腊存在学/本体论哲学与希伯莱—基督教神学的两大传统的思想特性和追问方式,以及与之对应的“形式性”与“神性”。这就是说,海德格尔把“先验”问题等同于存在学/本体论的形式性问题。照此看来,如同“超验”之于神学是必然的,“先验”之于哲学也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从海德格尔出发,阿佩尔试图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把先验哲学置于当代哲学语境之中,发展出他所谓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但是,阿佩尔把康德式的关于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转化为对我们在言语和论辩时总是要取得的无可避免的前提的追问。在此意义上,阿佩尔才可以谈论“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

  这里涉及一个在中国学界颇多争论的问题:先验论证是否独成一种哲学方法?肯定者认为,先验论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既不同于数学的运算和推导方法,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而是一种“概念的分析”;反对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先验论证”的方法,这个说法只是分析哲学家最近的说法和主张,但即便在那里也没有“先验论证”这种方法。

  笔者倾向于支持前者,甚至对先验论证这种方法作了一种更加广义的理解。先验论证是存在学/本体论和知识学的基本方法,一般来说就是“第一哲学”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既不同于演绎方法,也不同于归纳方法,所以,它超出了一般的普遍化方法(即胡塞尔所谓的总体化与形式化)。应该看到,在西方哲学史的不同时期,先验论证方法的表现形态是各不相同的。就关于知识和经验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而言,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就是一种先验论证,近代康德的范畴理论同样是一种先验论证,甚至20世纪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范畴直观方法,也可以视为一种先验论证,而早期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虽然它关乎一种前理论的、非对象性的经验构成方式,但也可以归于广义的先验论证方法。

  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涉及他所谓话语论辩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因而无疑是一种先验论证,阿佩尔本人也称之为“终极论证”。有论者指出了阿佩尔对之所做的论证:其一,论辩的普遍而必然的前提,即当我们要做充分论辩时,我们就得重构我们“总是已经”必须假设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前提)是先验的,是我们要通过“严格的反思”来获得的;其二,反思与一个正在反思的主体相关,而交往和理解总是主体间性的,故关键是从反思的自明性向“你也一样”(tu quoque)的转变——只要我在言说和理解,只要你参与了谈话,那么你与我一样都建立和确认了这些前提;其三,终极论证中关键性环节的基础在于回应怀疑者对“你也一样”的驳斥,因为无论是谁反对论辩的这些先验预设,他都还不得不需要这些预设,不然他就根本无法充分表达他的怀疑——无论谁在论辩,他都参与了论辩这一语言游戏。阿佩尔进一步指出了先验论证或终极论证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在论辩之先天性中包含着一种要求,即不仅要对一切科学‘论断’,而且要对人类所有不同要求作出辩护。任何论辩参与者都隐含地承认了交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一切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能够由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他同时也有义务用论据去辩护自己对他人的所有要求。”于此可见阿佩尔哲学的深刻的伦理动机。

  我们看到,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哲学家队伍中,已经很少有人像阿佩尔这样坚守和标举“先验哲学”了。阿佩尔或许认为,先验哲学的道路仍可继续,尚未到尽头,如果哲学不先验,不去探讨构成人类经验、知识和思维的可能性条件,那么,哲学便会丧失掉自己的本质和使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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