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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
2014年05月13日 06:32 来源:《中国史研究》(京)1999年04期 作者:郭黎安 字号

内容摘要: 六朝时期,我国南北对峙、皇朝迭更,战乱频仍是这一时代的特点。其时,江东政权为了达到抗御外侮、稳定政局、偏安东南的目的,遂以建康为中心,扬州为根本,建立起一批军事重镇。本文从地理环境着手,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择要阐述六朝重要军镇的分布及其对保卫首都的作用。

关键词:长江;江陵;襄阳;军事;公元;刺史;上游;重镇;政权;要地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黎安(女),1994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六朝时期,我国南北对峙、皇朝迭更,战乱频仍是这一时代的特点。其时,江东政权为了达到抗御外侮、稳定政局、偏安东南的目的,遂以建康为中心,扬州为根本,建立起一批军事重镇。本文从地理环境着手,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择要阐述六朝重要军镇的分布及其对保卫首都的作用。

  一、都城的东西锁钥——京口和历阳

  都城的选址与确立,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为它将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六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除了一般都城所考虑的交通条件、经济腹地以及有利于控制其所统治的地区等因素外,基于南北分裂的形势和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则更注重防卫。而防卫所持者重在长江。古人云:“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注: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上《江河门》注引《江南野史》,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但是,能否守住这一天险,确保首都安全,关键又在京口和历阳。

  京口(今镇江)位于建康以东八十公里的长江南岸,除本身山水险峻,可资设防外,在地理位置上尚有以下特点:其一,六朝时期,建康—京口段的长江江面十分宽广(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引《舆地志》:“天景清明,登之(指北固山)望见广陵城如在青霄中,相去鸟道五十余里。”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风高浪急,而江的南岸正是宁镇丘陵所在,矶石绵延,“高岗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京口以下接近长江喇叭口,沿岸“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以故,京口便成为建康以东的江防要地。其二,京口位于江南运河入江口。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江南运河形成于秦代(注:王文楚、魏嵩山:《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南齐书·州郡志》已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的记载。六朝都建康,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均需取给三吴。东吴为便捷漕运,于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开凿破冈渎。但事实上,破冈渎开后京江运道并未废除。东晋初,司马裒镇广陵(今扬州),运船出京口,因水涸奏请立丁卯埭以济运,即是一证。所以京口对建康来说,乃是控扼三吴粮道的噤吭咽喉之一。其三,京口与淮南重镇广陵(今扬州)隔江相望,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六朝称中渎水,它沟通江、淮,流经广陵城下。因此,京口又是大江南北的水上交通枢纽和重要津渡。唐杜祐认为京口之于建康,犹如孟津之于洛阳,将它视作台城的门户锁钥。因其地位重要,早在东吴立国前,孙权就着手经营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为迎战曹操, 权由吴(今苏州)迁镇丹徒,即“固山为垒,缘江为境”(注: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筑京口城。十六年(公元211年)徙治建业(今南京)后,又遣宗室孙韶“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注:《三国志·吴书·宗室孙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后加领幽州牧,屯兵于此。三国时,曹魏始终未敢跨越长江,当与京口的防卫严密有关。

  及至东晋,京口辇下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始得北府之称。按东汉及魏晋官制,四中郎将均以首都为中心,分别带东西南北方位称号。晋室南迁后,侨置徐青二州于广陵。建兴元年(公元313 年)以司马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广陵于建康为北。裒死,王舒“代裒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注:《晋书·王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此即山谦之所谓的“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注:《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南徐州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咸和初,郗鉴为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北府之号亦随之渡江,并成为京口的专称。东晋时,京口是江淮流民集中之地,郗鉴移镇后,于此组织武装,是为北府兵的先声。谢安当国后,又在广陵和京口招募劲勇,组成北府兵。这支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武装骁勇善战,无论在东晋中期抵御前秦的淝水之战和末年败孙恩卢循、灭桓玄的各个战斗中,都以赫赫战功彪炳史册。由这样一支武装坐镇京口,对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平衡上下游军事力量,控制三吴著姓,从而达到稳定政局、保卫首都的目的无疑起着特殊作用。

  进入南朝,虽然随着皇权加强、门阀政治告终以及北府兵的消亡,京口不再具备东晋那种平衡皇族与各高门大族间力量的特殊作用,但其内镇优重的地位并未改变。宋武帝深知京口的利害所在,故临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书·刘延孙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宋、齐、梁、陈四代,京口作为辇下军事重镇的主要职能在于拒北敌于长江彼岸,确保首都安全无犯。如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于瓜步(今六合东南),声欲渡江,建康告急,遂大备水军,“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注:《宋书·索虏传》。)。当时,京口及其附近的蒜山、北固山、京陵、西津、谯山、练壁等处皆设置重兵,严阵待敌,以防魏军突犯。自宋后期至梁末,先是北魏孝文帝锐意改革,无暇南顾,继而南北战争胶着在淮河流域;而南朝皇室内乱的军事行动又常在建康以西进行,故这一时期内京口无大的战事。陈代疆土北以长江为界,京口的防务自然更加吃重。但由于陈后主荒淫腐化,愔于政事,终使贺若弼得以从京口渡江灭陈。

  如果说京口是建康的东门,那么历阳(今安徽和县)就是其西门。历阳位于建康西南的长江北岸,距离建康仅四十公里。它北依淮阳丘陵,有众多的山头可以设防。源出合肥东北的滁水从丘陵南麓东流至今六合瓜步入江。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西晋伐吴, 命司马伷向涂中即由此道。在它的南面有东西梁山,二山夹峙大江,俯瞰洪流,对于抵挡上游来敌呈高屋建瓴之势。六朝时,凡东西两军对阵,必以夺取梁山为要,一旦梁山失守,西敌便可顺流长趋,直捣建康。刘宋南郡王义宣叛反,孝武帝“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结果叛军大败。

  除以上特点外,历阳在军事地理上的最大价值在于长江下游江面辽阔,而唐代以前以此附近最为束狭,形成咽喉。且其地北岸有横江、当利浦、洞口浦、乌江等小支流可以泊船,南岸有牛渚山和采石矶耸立江渚。采石矶头突入江中,易于登跻,从春秋以来便是由淮南寿春、合肥等地进入江南的渡江通津和兵争要地。地位之重,胜于京口。宋人张栻云:“古来有事东南者,由寿春、历阳来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江者三之二。”(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八《江防》,台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嘉庆六年刊本。)纵观六朝历史,诚如斯言。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即是由历阳横江过江,攻刘繇牛渚营而入江东的。嗣后,西晋陈敏、东晋苏峻、南齐陈显达、萧梁侯景等叛乱以及隋韩擒虎灭陈,都无一不是先占历阳,再渡长江、登采石而进据建康的。反之,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后赵石虎游骑南下、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焘军至瓜步,江东形势十分危急, 但因东晋南朝坚守历阳和沿江要地,建康遂得安然无恙。

  由于历阳对卫护京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东晋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这一带侨置豫州,先后以侨姓高门颖川庾氏、陈郡谢氏、 谯国桓氏为刺史。侨豫州先治芜湖,建元二年(公元344年), 谢尚为西中郎将、都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从此历阳被称为西府。终东晋之世,豫州治所虽多变动,但据《宋书·州郡志》,曾四次镇历阳,可见晋廷对历阳的重视。其时,与京口一样,历阳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流民集中地,见诸史籍的侨县有龙亢、雍丘、酂、谷孰、繁昌、当涂、浚逎、定陵、襄垣等。出任豫州的藩镇也在此招募流勇,组织武装,从而使历阳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军府。在东晋的北伐战争尤其在抗击前秦的淝水之战中,西府兵与北府兵协同作战,保卫了东晋王朝的安宁。

  南朝建后,历阳常为南豫州治所。宋、齐二代基本上都以宗室亲贵和心腹将臣出任南豫州刺史。由于南朝各代皇室内乱迭起,因此,当时历阳除了担负着抗御外侮的任务外,又常为中央与藩镇在长江下游争夺的要地。如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 南豫州刺史裴叔业因见疑出奔寿阳(今寿县),问萧衍自安之计,萧衍说:“若(齐廷)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注:《魏书·裴叔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一语道破了历阳对于拱卫建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朝时历阳战事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东政权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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