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网络文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2021年01月31日 19: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作者:夏志强 字号
2021年01月31日 19: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作者:夏志强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权利本位;改革开放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成败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权利本位;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

  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成败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的有效性。现代西方国家治理由市场逻辑主导,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增加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发展至今却面临着治理效能下降的危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治理转型深受传统权力本位的逻辑制约而难以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呈现出由权力本位逐渐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取得了卓越的治理成效。鉴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应对传统因素和国际局势的双重考验,由此,应以开放系统的视野分析国家治理转型的核心问题,切实将国家治理的逻辑落定于权利本位。

  历史表明,国家治理绝不仅是抽象的逻辑推演或单向的制度建构与执行,而是由不同主体的行动绘制成的立体画卷,归根结底是制度架构与实际生活的勾连和互嵌。不可否认,日益升级换代的信息技术正在将所有的主体活动推向全球网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新的情势。因此,或可把关注点放在将国家治理界定为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的互构和共变的动态过程。就此而论,治理有效性不能褊狭地理解为既有制度的有效执行,而应当更加关注如何在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之间构筑紧密关联而又互动调适的联结机制,也即国家治理逻辑。

  从国家建构的视角而言,政治制度的选择体现为国家权力的归属和配置,公共生活的展开表现为国家权力的运作和规范。国家权力来自于由制度与具体历史过程的交融而铸就的历史机制。就本文而言,为在开放系统中认识和追寻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索和论述。首先,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探寻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的形成条件和内在机制,提炼现代西方国家治理的逻辑,为准确定位和辨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外部情势提供坐标和镜鉴。其次,从历史脉络中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进展,并概括出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能障碍和内生动力,明晰进一步提升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任务。再次,实景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新变化,全方位展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态图谱。最后,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勾勒和总结国家治理逻辑演变的基本走向,并全面审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度,从而提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创新动力和改进策略。

  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的迅速传播,无疑为后发的传统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自身传统的全新方案。但传统国家真正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并实现现代治理却并非易事,因为国家治理现代转型不仅要克服传统因素的制约并摆脱对传统的依赖,同时还要抵御新兴世界帝国的挤压和劫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正是在新旧激荡、内外交困的时空条件下迈上了急遽的现代转型之路。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全球传播,悠久的封建专制传统和深厚的权力资源受到了强烈冲击,因此,“中国建构现代国家,不惟艰难作别传统帝国一个难题,更有现代先发国家以新帝国姿态,在诱引中国转变的同时阻碍中国的顺畅建国”。问题意识源于人们对时代任务的辨识和把握,在认识到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情况下,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被认定为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紧迫任务,糅合了社会进化论和弱肉强食观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话语占据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叙事。尽管辛亥革命打破了权力本位的制度架构,但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却陷入了曲折摸索的艰辛历程。从人的角度讲,如果传统中国能够长时段的接受权力逻辑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那么一旦出现新的可供选择的选项,以开放视野体认到这些新选项的群体遇有时机便愿意一试,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许正在此意。改变始于人的视野、思维和诉求,但作为群体人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改变何以发生、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以及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产生了何种影响,则需要深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构造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传统中国建立和完善的权力逻辑,其强烈的大一统诉求和精巧的制度设计共同维系了一体多元的统治格局。权力逻辑通过权力的有效运行控制臣民,制度的调整旨在方便和加强统治,有意无意之中将居于少数的官僚与大多数民众对立起来形成了官本位思维,统治的有效性只能以权力和资源的绝对垄断为前提。传统的惯性就在于,人们只能不断补正制度缺陷和调整统治策略但不能根治和转向,等到既有制度趋于完美之时就是传统溃败之始。权力逻辑尽管也曾造就出传统中国的辉煌景象,甚至令人“回味无穷”,但其扎根的土壤在于相对封闭和同质的农业社会,内部缺少流动而且外部风险较低。然而,在开放时空中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以后,社会高度流动和深度分化必将成为常态,支撑权力逻辑有效运转的根基已经被彻底打破并走向消亡。封建专制遗留的权力逻辑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需求,仍然以此为根据重新建构现代国家的尝试也必然失败。

  传统中国的权力逻辑不仅缺乏自发现代化的基础,而且阻碍甚至抗拒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外部冲击艰难启动了救亡图存的漫长探索,拉开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宏阔序幕,重建国家的面向在改变传统轨道的同时再度发生转移。随着权利、自由以及主权等名词在汉语语境下获得了明确内涵和广泛传播,不少人走出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并获得了个性的解放,这些人极力要求并积极参与政治制度建设,以落实现代公共生活。这是努力脱离传统权力逻辑轨道的重大转向。然而,外国侵略的日益深重却引起“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免于被新的世界体系吞噬成为了首要目标,所有的政治决策和战略目标都以此为理据。“民权”让位于“主权”或者说“主权”成为“民权”的前提,这是国家建构任务优先性的重新确定。

  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历史使命,以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完成了近代国家治理转型的阶段性任务,确立了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逐步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当然,中国现代化的打开方式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新的因素未完全形成之前,还无法摆脱对传统的依赖,现代的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的协调运转亦需不断磨合调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出于巩固政权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需要,国家不时启用革命战争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动员能力以整合和调配社会资源,政治运动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此后,中国确定了“以俄为师”的方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高度集权一元化领导的管理体制。国家权力全面支配并包揽了经济、社会、生活,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是从一个传统权威主义政治系统转变成一个现代全能主义政治系统”。尽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公民的经济权利有时仍难以得到完全保障和实现。在全面回顾和深刻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启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由此中国开始真正地迎接和迈向世界,广泛吸收现代人类文明成果,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进展突出。政府权力运行逐步科学化和规范化,公民权利保护不断制度化和法治化,国家治理的主体、取向、方式以及结构等迈入波澜壮阔的转型过程,重塑着社会、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的心胸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并主动学习和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和行政改革的深入开展,推动着国家治理的渐进转型。公民权利开始得到张扬和保护,政府权力逐步规范化运行,“那种传统的以行政管制为主体的政府管理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开始向构建以人民满意的政府为核心内涵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国家治理的主体、取向、方式以及结构都呈现出开放变迁的样态,治理效能随着权利本位的不断建构而焕然一新。追寻国家治理的经验,关键在于转向权利本位的过程中,制度与生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在于回归常识并尊重人性,根据实际生活变化的新需求及时改变起到阻碍作用的制度因素,同时也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并注重总结和论证,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措施形成公共政策进行大范围推广,实现生活的制度化。另一方面在于回归理性并保持谦逊,所有涉及重大事项的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试点之后进行全面反思和广泛征求意见,修正完善再推广到全国不同的地区,实现制度的生活化。实践表明,注重将视野投向实际生活然后及时革新制度,而不是教条的以制度强行改变生活,不断建构权利本位的国家治理才能提高治理效能。

  时移世易,未来有期。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而言,无论是鸦片战争以来曲折摸索的教训还是改革开放成效卓著的经验,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护公民权利和实现公共利益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责。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之间不同的关联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国家治理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表现出不同的路径和样态。归根结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务在于确立和构筑公民权利本位的制度和运作逻辑,这也是自从中国近代开启现代化转型以后发展到新时代战略重心转移的结果。国家治理转型决定于社会转型。“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构变革,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人们远离家庭和乡土而置身于高速流动的环境之中,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的自然联系,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根基已不复存在,新的行动规则和组织方式正在形成。现代社会就是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珍视,作为人类开展政治生活和化解社会纠纷的公共机构和权威部门,政府必须保持权力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因此,根据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首先需要勾勒国家治理权利逻辑建构的基础性要件,明确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点,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重在激励生活,生活不断造就制度,二者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场景。正是人们坦诚面对时空变动进而积极谋求公共问题解决之道的合作行动,最终促成了现代制度的生发和成熟。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如果改革开放初期的重点在于汇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那么新时代则需要在克服阻力的同时集聚动力,最大限度地寻求关键环节的突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权利逻辑最终目标在于权力的运转始终围绕着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实现,而不是权力控制的便利和效率。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以开放的视野树立专业分工的理念,政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职责是保障分工和合作的顺利开展,这是权利本位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要义。公民权利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权利逻辑建构的根基和底座,将国家责任和公民义务相勾连。在此根本的前提下实施宪法之治,将尊崇和珍惜人格尊严作为不同主体的最深刻的联结纽带,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国家治理的活力和动力源于行动,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有助于实际行动。因此,在合作行动的框架下尊重自由的行动者的创造精神能够为国家的持续繁荣提供最根本的动力,公共美德则要求公民以真诚而有节制的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确保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递进。总的来说,只有剥离历史的重负同时创造性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以开放系统的视野和包容批判的态度对待已有的知识,才能切实接续渐进且有序的转型,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公众需求,最终将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定于权利本位,确立并筑牢现代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根基。

  治理的有效性寓于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协调互动的过程中。现代国家建构的最终完成离不开现代公共生活的发育,同时也需要建构现代的政治制度。对于传统深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恰当的顶层设计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得十分重要。制度的灵魂深植于生活,不同的历史机制造就了不同的国家治理逻辑。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化,西方率先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开创出受市场逻辑支配的现代国家治理,促进了个人权利的张扬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在内忧外患的时空境遇下,近代中国开启了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国家治理的成就突出,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立足于新的时空境遇,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进而以开放的视野继续推进国家治理逻辑的转换,彻底祛除权力本位的影响从而完成权利本位的建构,不断地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作者简介

姓名:夏志强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内容页广告位-中国与世界.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