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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与西周史研究
2021年08月27日 15: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作者:刘国忠 字号
2021年08月27日 15: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作者:刘国忠
关键词:清华简;西周史;古典学

内容摘要: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篇目,有助于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揭示西周史事真相,推动西周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利用清华简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深化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属于西周时期文献的清华简《摄命》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书》中的《冏命》篇,而这二者之间的内容也是没有丝毫关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东晋以来传流于世的《古文尚书》不会是先秦《尚书》的原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作。当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已过大半,但尚未整理出来的清华简篇目还有不少,预计还需要编成6辑左右的整理报告。

关键词:清华简;西周史;古典学

作者简介:

  摘要:经过学术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清华简目前已出版10辑整理报告。其中所收入文献,绝大多数是失传两千多年的珍本秘籍。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篇目,有助于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揭示西周史事真相,推动西周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其中的诸多记载,不仅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中许多争论已久的疑难问题,同时为西周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崭新机遇。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利用清华简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深化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清华简  西周史  古典学 

  作者刘国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2008年7月15日,经校友捐赠,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清华简总数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经碳14测定,清华简的抄写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5年,属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相当于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时代。由于久埋地下,清华简躲过了秦代的焚书之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经过编排,清华简总共约有70篇文献,全部都是古书,而且多数是经、史一类珍本佚籍,以及与思想史、文学史、科技史相关的篇目,学术价值可谓空前。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在2008年10月召开的清华简鉴定会议上,与会专家即已指出:“(清华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十多年来,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在多方面推动了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海内外文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命训》《厚父》《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诸多篇目,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

  西周史的研究,离不开传世文献、考古学、出土文献(包括西周甲骨、青铜器与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以及理论探索等多条途径的共同努力,其中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更是认识和解读西周历史的主要依据。不过,由于相关的传世或出土文献古奥艰涩,理解起来有很大困难;同时,对于这些文献的真伪、年代和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学者们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清华简诸篇的抄写时代是战国中期,这就为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即这些文献均不会晚于这一时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写作时代也属同一时期,战国中期只是清华简诸篇写作时代的下限,其中的多篇文献,比如《封许之命》《皇门》《祭公》《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厚父》《摄命》《四告》等,都应是从西周时期的原始档案传抄而来,保留了西周文献的原来面貌;另外的一些篇目,如《程寤》《保训》《耆夜》《金縢》《命训》等,虽然有可能经过了东周时期人们的改写,但显然也是根据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编写而成,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清华简中的一些篇目,如《皇门》《祭公》《金縢》等,都有传世本可供比较,从而为解读和研究这些周代文献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文献学角度看,清华简的这些篇目主要有以下作用。 

  

  

  (二)确认传世文献的真伪、性质及学术价值 

  还以《逸周书》为例,《逸周书》是一部有关周代历史文化的文献汇编,内容珍贵重要。然而,由于该书被认为是孔子删《书》之余,故在历史上一直不太受学者重视,其流传过程不够清晰,文本的错讹脱佚现象也十分严重。虽然晋代孔晁曾为之作注,但此后一千多年间,该书基本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甚至被冠以“伪书”之名。直到清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经过卢文弨、王念孙、朱右曾等学者的校订整理,本书才大致可读;但是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已公布的清华简诸篇中,属于《逸周书》的篇目有《命训》《程寤》《皇门》和《祭公》4篇,可谓是《逸周书》篇目的空前发现。这些篇目的重新面世,不仅校正了传世本中的诸多问题,也使《逸周书》一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了确认。研究西周历史,再不能忽视和弃用《逸周书》中的这些重要篇目。 

  与此同时,清华简也使过去有关《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争论有了直接证据。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进献给朝廷的《尚书》中,《古文尚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引起了后人的长期讨论。清华简中有多篇可对应《古文尚书》的篇目,比如,清华简《尹诰》即《古书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即《古文尚书》中的《说命》,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足以证明东晋时期出现的《古文尚书》确实应该是出于后人的伪造。而属于西周时期文献的清华简《摄命》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书》中的《冏命》篇,而这二者之间的内容也是没有丝毫关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东晋以来传流于世的《古文尚书》不会是先秦《尚书》的原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作。《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相关诸篇的真伪讨论,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 

  已经公布的清华简诸篇,内容和体裁极其丰富,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其中的《封许之命》是西周初年分封许国的文献,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初分邦建国的档案资料,了解分封文件的格式与内容;《摄命》是周王册封伯摄的原始文献,亦让我们看到西周册命文献的原貌,从中可获知金文中的册命内容仅为册命文献的节录;《四告》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四人分别向神灵或先贤的祷告之辞,不仅为以往所未见,更可借此一窥周人的信仰与观念。这些文献的重新发现,不仅使我们对周代文献的认识大为丰富,而且改变了我们对于一些传世周代文献的已有认识。比如关于西周初年卫国的分封情况,由于《尚书》中有《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献的存在,一般认为材料是最为齐备的,《尚书序》即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分封的具体细节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记叙,并说是“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即把《康诰》等同于分封的文献。现在看来,在分封康叔的过程中,其实最为原始的、类似于《封许之命》的分封文件并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这一分封文件应该是详细记录了分封康叔时的封畛土略、以及赏赐民众和物品的具体内容。至于《康诰》诸篇,则应该是对即将赴任的康叔所做的告诫,不能与分封的原始文献相等同,对《康诰》篇的这种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变化。 

  清华简《厚父》篇的问世,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尚书》的《洪范》篇。周武王灭商后,一直致力于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因此才有“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而形成的《洪范》之篇。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访箕子,本来是要咨询商朝亡国的原因,其目的与《厚父》的主题显然是一致的;只是由于箕子作为一个亡国之人,不忍心谈论故国兴灭这个敏感问题,最后双方只好避实言虚,讨论起“天地之大法”。对此《史记·周本纪》曾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如果箕子当时像厚父那样很配合周武王的问询,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洪范》就不是现在这个面貌了。  

  (三)关注经学文献的重新编写和整理问题 

  清华简本《金縢》与传世本《金縢》的异同非常耐人寻味。竹简本《金縢》原有自己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尚书》中的“金縢”之名完全不同;在具体内容方面,二者虽然除了一些异文之外,内容基本相同,但其中存在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竹简本《金縢》没有传世本中涉及占卜的两段文字。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的看法不一。其实,前一段文字中,周公向三王祷告,然后进行占卜;后面的另一段文字中,周成王因为看到了周公的祷告之辞,了解到天降灾异的缘由,因而制止了占卜行为。这两段文字的上下文衔接自然,与周初的观念和行为相吻合,非常契合当时的形势,应是其固有的内容。简文中没有这两段文字,应该是由于后人对原有文本的删节和改写。那么,竹简本为什么要对《金縢》篇做这样的加工处理呢?其实,竹简本的篇名已经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提示。竹简本的篇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已经标明这是一篇属于“志”的文献。对于“志”,我们并不陌生,《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时,太子之傅士亹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给士亹提了系统的建议,其中就有“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韦昭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我们曾经指出,竹简本《金縢》在标题中特意突出了“周武王”的称呼,与《书序》所称“武王”并不相同,很值得注意,这是一个很有楚国特色的称谓,其目的是为了与“楚武王”相区别,《金縢》篇的改名和内容的删减,很可能就是出于楚人之手,将之改编为一篇“志”也就是进行历史教育的读本。因此,竹简本的形成应该是在春秋时楚国称王之后,其定本显然要晚于传世本《金縢》,是对传世本所做的改编。这一做法使我们体会到,即使是像《尚书》这样涉及大经大法的经典文献,也是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对其文本进行编辑加工的;同理,孔子在编选百篇《尚书》时,也不排除对其内容可能做过部分整理修订工作,就如同他作《春秋》时,对鲁国的史书做了一些修订一样。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先秦时代,与百篇《尚书》相类似的文献其实是非常多的,孔子虽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编了一百篇的《尚书》,但是未被收入的文献肯定更为丰富。其中一些篇目,后来被作为“孔子删《书》之余”而收录在《逸周书》里面,但是还有大量相关文献则在历史演变中归于湮灭。清华简的发现使学者们认识到,后来被称作《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在当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认就是《书》,另外,在《尚书》《逸周书》的这些篇目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类似文献。

  

  

  

  

  

  

  

  

  

  

  

  

  

  

(三)制度史方面 

  籍田制度是周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周宣王时“不籍千亩”,曾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其具体内容,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据清华简《系年》可知,周武王时即已建立“帝籍”制度,名之曰“千亩”,用以祭祀上帝天神。这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关于“帝籍”与祭祀上帝有关的说法,而且第一次揭示了西周时期的“帝籍”和“千亩”的由来,从“千亩”产生的源头上揭示了“籍田”的性质,即它的确是周王室为生产“上帝之粢盛”而专门开辟的祭祀田地。《系年》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西周时期籍田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分封和册命制度。西周时期采用封邦建国的国策,分封了众多诸侯国;而对于官员的任命,也往往需要举行仪式,封官授职。清华简《封许之命》是一件原始的封建文献,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西周分封制度的诸多细节。另外,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提到郑桓公受命就封时只带“车七乘、徒卅人”,其力量之弱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联系到《史记·齐世家》所载齐太公就国时曾夜宿旅店,后来为防范莱人前来争夺封地而夜衣而行,及时阻止了莱人的行为。从《齐太公世家》所述情况看,齐太公当年就封时,所带的随从似乎也不会太多。看来周代分封时“授民授疆土”,更多的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对诸侯统治权的一个确认,具体的发展则有待于受封者的个人努力。在册命研究方面,清华简《摄命》则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件册命文献,这对于册命制度的研究无疑会有很好的推动。 

  三公制度也是西周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周穆王时期的三公人选,确认了当时三公制度的存在,从而为研究西周的三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早在1981年,李学勤先生就曾根据当时的各种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指出,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间和发展程度的估计显然是偏低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2013年,裘锡圭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的重建》一文中,也指出要立足于各种新出土文献,同时结合其他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做好古典学的重建工作。两位先生的论述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简帛等新出土文献对于先秦典籍、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从本文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的篇目,已经对西周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其中诸多记载,不仅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中许多争论已久的疑难问题,同时又为西周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崭新机遇。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这已成为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利用清华简来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当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已过大半,但尚未整理出来的清华简篇目还有不少,预计还需要编成6辑左右的整理报告。整理工作目前仍在紧张持续进行之中,相信还有更多有关的新材料面世,成为西周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同时,除了清华简,有关西周史的各种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而与西周史有关的甲骨、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也在不断发现,西周史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史的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发展,取得更好成绩。 

  (本文注释内容略)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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