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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看现代领导风格再造
2017年08月14日 09:09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作者:王以华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领导情境中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及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风格的形成和塑造发挥着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基于“文化自觉”和“文化力”的现代文化创新的要求,深入发掘和创造性转化传统领导思想资源,是创新现代领导风格、提升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一、基于“道”的“顺天应人”的领导思想对于领导者、被领导者与环境的关注是领导风格产生的基础,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体现出一种领导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会影响和决定着最终的领导效果。综上所述,领导风格的塑造是基于一种领导情景变化的要求,同时也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每一种领导风格都会打上文化影响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应用到现代领导中,必然因其真知灼见带来领导理念的丰富。

关键词:领导者;风格;影响;儒家;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强调;民众;统治者;孔子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积淀了丰厚的领导思想。研究总结历史文化中的领导思想特点,领会其精神内涵,赋予其现代价值,是建设中国特色领导文化、构建中国特色领导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现代领导风格的塑造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基于“道”的领导思想强调现代领导方式、方法的运用应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规则;基于“德”的民本思想就是要求领导风格塑造应以民众的需求和利益为核心和出发点;突出“礼”的思想使我们认识到,现代领导应更多通过引导和协调手段施加影响而不是单纯依靠权威;突出“能”的思想使我们认识到,领导风格塑造要从基本能力素质做起,传统文化的影响赋予了现代领导风格再造的新内涵。

  关键词:传统文化/领导思想/领导风格

  作者简介:王以华,嘉兴学院设计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校园文化礼品设计应用研究”(编号Y20163655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而自觉的济世情怀,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道家、兵家,本质上都是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即便是修养身心的思想,也在于“修己安人”的价值考量,因而包含着丰富而独特的领导思想。随着现代领导理念的变革,领导风格不再单纯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特质,而是取决于特定情境下从组织特性、任务性质、下属情况到领导者行为特征等多种因素的组合,所谓没有普遍使用、永恒不变的领导风格,也不存在好的或坏的领导风格,领导风格取决于特定情境下领导给组织带来的绩效改善[1]。作为领导情境中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及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风格的形成和塑造发挥着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基于“文化自觉”和“文化力”的现代文化创新的要求,深入发掘和创造性转化传统领导思想资源,是创新现代领导风格、提升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从“道”“德”“礼”“能”四个视角来对传统领导思想在现代领导风格塑造的价值与方式作一初步尝试。

  一、基于“道”的“顺天应人”的领导思想

  对于领导者、被领导者与环境的关注是领导风格产生的基础,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体现出一种领导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会影响和决定着最终的领导效果。早期如勒温的领导风格理论,突出强调领导过程中的权力定位,并且把领导风格固定在三种不同的模式上:专制型、民主型、放任性。但现代领导风格理论认为,领导风格固然对领导效果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又是比较复杂的。其有效性取决于任务要求、被领导者的状态与领导者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领导思想特别注重环境因素和人的关系影响,而这种关系更多集中于对“道”的认识,以“道”为基础的领导思想成为传统哲学中各家各派共同认可的核心概念。虽然对“道”的理解有所差异,但都强调有效的领导方式必须先明“道”,后尊“道”,再用“道”。

  道家老子特别推崇“道”,他把“道”看作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虽然可以感知它,但又不可随意“名”之。“道”的本源性体现了事物发展应遵循的规律,虽然“天大,地大,人亦大。”,但都比不得“道”大,人在“道”面前具有能动性,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必须以遵循“道”的规律性为前提,所以,“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领导者应以“德”的修为面对领导中的实际问题,只有重视规律、依据规律办事才能把领导工作做好,而这需要不断加强“德”的修养。那么在具体工作中如何达到“德”的要求,老子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需要一种辩证的政治思维来实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的这种相反相成的运行法则正说明领导方法的应用应合乎事物变化的背反规律,“道”的本性要求领导者不要过分强调权威控制和过多干预,顺应无为的自然观成为老子领导思想的构成核心。儒家对“道”的认识更多是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角度出发,人的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构成了“道”的主体内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令法律固然重要,但若只注重政令刑罚,百姓对非道德的行为并不能免羞耻之心,领导者只有明德于天下,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才能使百姓达到道德自觉和遵守法律的自觉,这也是领导目标追求和领导境界的至高体现[3]。因此,领导工作好坏必须先从领导者自身道德自律开始,为官以德,为政以德,首要的是官德和政德的教化达到社会大治,“政者,正也”正体现了儒家重视道德力量的思想,“道”被作为一种价值规范更多寓于“德”之中。墨家提出的“兼爱”思想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性关怀,“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与儒家“道”的思想认识一致,墨家也强调道德规范的约束,统治者应以天下之利作为为政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导致社会纷扰和对立的恰恰是那些只关心自身“利”的统治者,“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所以墨家的“道”集中反映了对于利的不同认识,这要求为政者施利予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法家对于“道”的认识兼容了道家的自然之“道”和儒家的治理社会之“道”,韩非子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领导者要达到有效领导既要重视自然规律的变化,也要重视领导活动自身的规律变化,要求领导者循道而为。显然,各家对“道”的不同理解,蕴含着对领导风格和领导方式的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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