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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伟大转变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
2020年01月10日 09:00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迟爱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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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迟爱萍(1957- ),女,山东文登人,博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文献。北京 100017

  关键词: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 党的政治建设/ 历史性伟大转变/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凝心聚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着手,努力恢复毛泽东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为抓手,着力从制度和组织建设方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科学总结新中国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一系列党的政治建设成就,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损害的党的威信,奠定了党成为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建设了坚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践踏党规党法,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纪律与规矩遭到严重破坏。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国经历了历史性伟大转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凝心聚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新的起点,并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留下宝贵经验。

  一、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着手,努力恢复毛泽东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粉碎“四人帮”当晚,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鲜明提出恢复党的政治建设目标。他说:每次政治局会议“四人帮”弄得党内生活总是不正常,粉碎“四人帮”“随之而来的,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作风,新的局面,真正达到像毛主席所说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的政治局面’。”今后在党中央领导下,要全党一致,全国一致;政治上有纪律,作风上要民主;各级党委及领导人要以身作则,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搞团结,反对分裂;要搞光明正大,反对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1]P445、446、447-448

  历史的发展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么顺利。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徘徊局面。客观现实需要一个强而有力、远见卓识、能够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的中央领导核心。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当选中央副主席,为恢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备了重要的领导条件。从此,全党事实上已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启了历史性转变中党的政治建设进程。

  邓小平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放在首位。在恢复领导职务前夕,针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他致信党中央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P157。据此,1977年8月,胡耀邦对中央党校教学计划进行调整,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武装县以上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清除“四人帮”流毒“是一个严重的任务”[3]P74。10月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林彪、“四人帮”割裂和对立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最无耻的敌人”[1]P463。

  陈云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契机,9月28日在《人民日报》刊文:《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4]P441。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撰文,倡导实事求是,抵制“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在邓小平领导下,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在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程中,邓小平为恢复生动活泼的党内政治生活注入思想活力。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聚焦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严肃批评党内存在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照抄照转照搬,开会讲空话,不解决任何问题的现象;强调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实际情况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解决新问题的任务和方针,这才是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不能当“收发室”,简单照抄照转。邓小平的讲话触及党内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广泛,促使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努力扭转党内不良作风的政治空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鲜明提出:“为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关键要切切实实地改变我们的作风”[5]P387。

  在党内思想僵化逐步破除,政治风气逐步好转的情势下,党内外都十分关注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有了转机。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有领导、有步骤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胡耀邦提出,凡是经过实际情况调查核实、分析研究的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中央支持下,中组部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一些涉及中央领导人功过是非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仍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干部和群众对党内能否安定团结就有顾虑。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历史性伟大转变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思路和重点:(1)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P143(2)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3)处理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原则是有错必纠;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重要的是安定团结,特别是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4)要科学评价毛泽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不是马克思主义。(5)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伟大的革命,全党同志要善于学习。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也意味着“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党内政治生活有了“伟大的进步,对于党和人民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6]P141。全会事实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成立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政治建设有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为抓手,着力从制度和组织建设方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在历史转变时期,矛盾众多、问题交错,党内思想参差不齐。习仲勋在领导广东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理解差,甚至有抵触,认为中央方针右了,路线偏了,思想解放过了头,并认为社会上出现的右倾思潮来自中央。[5]P549-550万里在领导安徽工作中发现,干部思想僵化、不解放,不敢实事求是,是妨碍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最突出的问题。[7]P111党内还有少数人利用拨乱反正之机,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思想的混乱、精神的懈怠,对全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产生严重消极影响。

  邓小平尖锐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6]P191、193邓小平引导全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旗帜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解放思想,要适合国情,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P179、163叶剑英强调:“当前对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要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1]P546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王鹤寿等12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增选彭真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陈云提出恢复中央书记处的建议。政治方向的确定、对干部要求的明确、中央领导层力量的充实,为防范历史转变中的政治风险,促进全党政治思想的统一,保持住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定力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纪委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抓手,维护党的政治本色,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陈云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4]P240随后他主持拟订《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印发全党讨论。

  中央纪委还协助有关方面共同拟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以“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主题作报告,明确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高级干部整起。《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6]P219、230。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规定》和邓小平的讲话,在端正党风、夯实政治根基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解决党的组织路线是全会中心议题。邓小平说: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四中全会,逐步确定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6]P275

  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12条涉及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是对党章的具体补充,为规范党员政治行为、纯洁政治品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基本依据。

  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叶剑英、陈云在全会讲话中高度评价重建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和意义。叶剑英说: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这样做除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外,可以使政治局及常委的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和有预见性;可以使中央领导有更多时间和机会下去同地方接触,调查研究,探索规律,为四化服务。

  全会审议了中央纪委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反复核实材料后,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公诸全党、全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历史转变中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为刘少奇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坚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是党内政治生活、也是组织工作中的重要课题。陈云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针对中央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请求,免除其领导职务一事指出:要全面考察一个干部,看到这个同志犯错误,也要看到他在党内做过好事;还必须看到这些同志当时犯错误的党内情况。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应该多想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扭住不放,“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4]P271-272陈云的发言对创造党内团结统一、化解消极因素,促进健康政治氛围起了积极引导作用。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按照党中央结合贯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8]P407的要求;中央纪委在陈云领导下,从1980年4月至11月间,先后召开三次座谈会推动《准则》的贯彻执行。在第三次座谈会期间,陈云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的重要指示,且成为党的作风建设长期的指导方针。胡耀邦提出,贯彻《准则》要抓政治纪律存在的六个问题,即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态度;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谋取私利,拉帮结派,安插私人;丧失原则或者说不顾党的原则搞“关系学”“关系户”,请客送礼、索礼受贿,损害党和国家的声誉,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有错误不承认,反而凭借权力、权势,诬陷和打击报复好人;有意弄虚作假,专爱抬轿子吹喇叭,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投机钻营;工作极端不负责任,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损失。[3]P255-256通过抓这六个问题,正风肃纪,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扶植正气,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邓小平结合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严格执行《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6]P358-359

  中央以贯彻《准则》为利器,严明党纪,抓住要害,严格管理,不仅端正了党风,且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十几年过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1980年《准则》时说:这部《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9]P406

  三、完成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全面开拓党的政治建设新局面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党适应新时期的领导能力明显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显著改善;但还有一件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6]P172、299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党内就会思想混乱,甚至分裂,迷失方向。

  1979年9月,党中央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事项提上日程,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邓小平及胡耀邦主持。邓小平明确决议起草中心意思三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对建国30年历史上的大事,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评价。对过去的事情要做基本总结,宜粗不宜细,目的是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认识方法上邓小平强调四点:一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把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缔造者来纪念,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6]P347二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丢掉这个旗帜,就否定了党光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6]P345三是对毛泽东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但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不同。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自己原来正确的东西;晚年接触实际少,没有制定和形成好的制度,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6]P345四是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是党的领袖。对他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给党和国家抹黑,违背历史事实。要“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6]P07

  为解决好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陈云建议《决议》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段落:有了党整个历史,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更能说服人。邓小平指示起草组吸收陈云的建议。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及错误理论;科学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第一次概括党的十二大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逻辑起点;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0]P2321

  十一届六中全会实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平稳交接。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事实上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格局是历史转变时期的复杂性及党的历史造成的。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8]P793,为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道路,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科学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进程中,党中央日益深度关注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邓小平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被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事情,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尖锐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这些弊端的存在与现行的中央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6]P333、336。要努力从制度建设和改革方面,造成弊端无法存在的机制。

  针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情况,邓小平作出六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具体部署,[6]P339-341其中包括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作为一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制度性安排,在平稳实现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到“退休制”过渡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后,还努力从四个方面开拓党的政治建设新局面。

  第一,成功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党坚定不移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方针和“四化”标准;坚定不移实施“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战略;严格执行对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反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以及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坚决不提拔,还在领导岗位上的要坚决撤换的政策。同时认真妥善做好离退休老干部工作,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党的十二大,成功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为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政策持续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二,适时修改党章,为新时期从严治党提供行动纲领和行为规范。十一大修改的党章,是党从错误和混乱中开始走向正确道路的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由于历史局限,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理论,也不能适应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需要。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指示:“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6]P276据此,党中央集中全党智慧,对十一大党章作了多方面带有根本意义的修改、充实和完善:一是总纲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二是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都更加严格,并增加党员享有民主权利的内容。三是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并对加强党的纪律和纪检机关、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更加系统、全面的规定。党的十二大正式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比较正确而全面地回答了党作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建设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步后的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强力指导。

  第三,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历史性转变进程中,党的宣传工作曾一度出现对四项基本原则和维护中央权威弱化的倾向,引起党中央高度警觉。1980年10月和11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先后到会讲话,对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系统意见。[3]P218-24412月,陈云委托秘书慎重转告《人民日报》负责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我讲的宣传工作,不是只讲报纸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4]P475邓小平在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重申陈云的意见并严肃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目前宣传工作存在的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6]P365、364、3661981年1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必须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决不允许散布动摇、损害党和党中央威信的思想和言论;党的舆论机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得各行其是。党中央敏锐发现问题后,推出的严厉措施,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对保障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营造社会积极、向上、健康的政治文化空气,协力同心搞好国民经济调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严厉打击党内经济犯罪行为,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邓小平及陈云主张严厉打击;对此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度共识。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严厉指出:“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有的特大案件的处理结果还要登报。”[8]P1023但党内部分同志对开展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没有清醒意识。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严肃指出,对打击经济犯罪,党内思想没有完全统一,有的同志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如果不从快从严从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将伴随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6]P402、403、404

  历史证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初始,坚决惩恶反腐的态度和措施及提出的“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极其正确和有远见,当时煞住了歪风。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及老一辈革命家严厉反腐坚定不移的意志,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赢得民心,取得反腐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转变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领导全党完成拨乱反正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党和国家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手中;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进程中,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使国家经济踏上稳步发展的轨道。这些成就的取得,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损害的党的威信,奠定了党成为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基础。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豪迈地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P3这一庄严宣告标志着历史性伟大转变的结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开启。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四、宝贵的历史经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历史性伟大转变进程中,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留下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是党成功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11]P11正是因为邓小平领导全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个崇拜,牢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党得以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确立和坚定贯彻了新时期的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积极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同时能够集中人民意志,紧紧依靠人民力量,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党在历史转变中能够发挥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历史再次证明,结合国情实际和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运用和发展,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肉相连,是执政党制胜的两个法宝。

  第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科学处理好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严明纪律,团结一致,勇开新路,是历史性转变中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道路是党的生命。在历史转变中,由于旧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由于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曲折给人们内心留下的阴影,由于对新事物还缺乏经验,加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人们的思想很容易发生片面性,偏离正确发展轨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于时代潮头,扣紧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一方面系统清理“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较快并比较妥善地处理好前一个历史阶段遗留下来的许多相当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提出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以严格的纪律要求全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经济上,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纯洁党的队伍。由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奋斗的基础上,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和新老干部交替制度的常态化,是决定历史性转变成功的重要政治组织因素。汲取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及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倡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民主集中制观念,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制度。叶剑英在党的十二大讲话中叮嘱新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个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坚持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1]P579纯洁干部队伍和新老干部交替是历史转变中遇到的非常紧迫的全局性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特别是调动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完成好了这个历史任务。正是因为抓好了这两个的问题,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保障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坚定地实施,才顺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变。

  第四,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党风严重败坏,党的威信下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纪委拟订《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勇于自我革命,整顿党风党纪,经历了突出反对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刹住从政治上严重腐蚀和败坏党的风气;严厉打击经济领域不正之风几个过程。党风逐渐好转,自身日益过硬,为历史性转变的实现创造了条件。邓小平把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作为伴随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件大事相提并论;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这四件大事,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11]P59这个战略格局对后人治国理政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及胡耀邦、王震、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中流砥柱作用,是历史性伟大转变成功的重要政治领导条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斗,创立了新中国;跟随毛泽东发奋图强,将新民主主义中国带进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他们经历了曲折和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及身心摧残。但他们始终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不计个人恩怨,既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又毫不留情地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严格划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带领全党清醒、坚定、自信地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矗立了奠基石。今天,我们要深刻缅怀这批老一辈革命家,更要永远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品格。同时要深刻认识到,一个政党一定要高度关注具有坚定政治理想、远大政治胸襟,高超政治智慧、深厚人民情怀的领袖集团的锤炼,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P7,党的政治建设是重要保障。今天,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政治建设依然是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壮于忧患,只有彰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居安思危,顺乎潮流,顺应民心,才能继续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担当起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看准了这点!2017年10月18日,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概念,并且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突出”“统领”“摆在首位”的重要地位。2018年5月4日,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讲话中号召全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13]。6月30日,他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14]这是对历史经验的重温,对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现实要求的洞察!回顾改革开放起始历史性伟大转变中的党的政治建设里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

  原文参考文献

  [1]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习仲勋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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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迟爱萍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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